“在不确定性中谋求发展，谋求重构”，这样的话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了两年之后谈起，再恰当不过。

　　这场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看不清楚了，西方国家出台的各种经济政策，离他们自己所长期坚持的教科书里的那些内容越来越远；我们看不清西方政策的同时，西方人同样也看不懂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崛起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西方现在流行一句话，即“后美国时代”。在西方人看来，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权威性和绝对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于是人们进入了一个美国绝对权威不断下降、难以独立支撑世界的后美国时代。同时，他们认为后美国时代的标志性现象就是中国的崛起，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决策者们正在积极策划，企业家们在纷纷思考，学者们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深入探讨，达成的共识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促进结构调整，应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

　　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实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属于基本稳定，但仍面临着一定的下滑风险；另一方面，物价出现了短期内的迅速上涨，同时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眼下也没有完全达到，应对这样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创新，需要改革，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实质，以便采取各种政策去应对。

　　本轮通胀不能归咎于货币发行

　　本轮物价上涨是经济范围内的现象，其本质并不是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种需求带动型的通胀，也不是货币多发所带来百姓购买力迅速上涨、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生产能力的典型意义上的通胀，而是生产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的层面，而不是简单的需求问题。

　　有人把本轮物价上涨完全归咎于货币供应量过高。事实上，货币供应量偏多只会引起局部范围内的投机炒作，比如大蒜、生姜、绿豆等。这种短期炒作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绝大多数产品的供需是平衡的，所以部分农产品的囤积不可能长期进行，只能是短期的、阶段性现象。所以不应该把现在的物价上涨现象升级为全社会货币发行量过高所带来的传统意义的通货膨胀。

　　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一轮的价格上涨？既然本轮通胀是成本推动型通胀，就应该把着眼点放在生产层面，全方位应对。比如通过增加供给、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减税和财政扩张等方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动用工成本和国际原材料价格输入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其中的关键是财政政策的调整，中国经济的大多数问题，从房地产到物价，到消费不足，都跟财政体制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的财政政策、财政体制要根据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形势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以道德力量化解猜疑

　　经过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比以往更受世人瞩目。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过早地把中国的经济实力显示在世界各国面前，把中国的企业家们过早地推向了国际交流的前台，各种各样国际会议和论坛上，我们的政府领导、企业家、学者都必须参加，而且要做重点发言。
 
　　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反差也带来了各种猜疑，焦点集中在“中国的崛起一定会带来全球秩序的重组”。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最好的行动就是化解，由企业家化解。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25000亿美元，在未来的5年—10年内，这些外汇将通过各种方式交给企业家，由企业家出国投资。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家在走出国门的时候，一定要讲社会责任。出国投资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多用当地的工人，多去研究当地的法律和政治，符合当地的运行方式，符合当地的法律约束，通过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崛起，向世界证明，中国发展不但不会带来全球秩序的混乱，相反，我们将给全球的老百姓带来福音。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大企业，社会责任既在国内，更在国外，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化解外界对我们的猜疑。
　
　　重点关注三大风险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如何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事件，我想最根本的应该是保底线。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总的来说增长是比较平稳的。尽管经历了包括1994年的24.1%CPI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但和英国、美国的经济起飞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后路径相比，我们还是相当顺利的。但这并不代表未来的增长路径会永远平稳，任何发展都会经历挫折和坎坷。因此，我们应该有忧患意识，要保底线，防止重大的经济增长中的冲击和风险。笔者认为，有三大风险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

　　第一个风险是广义的粮食和食品安全的风险，包括粮食价格短期内的较快上涨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粮食的支撑，工业、食品、能源等很多行业都离不开食品。中国粮食产量在全球来看虽然较高，但我国进口粮食量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很高。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中国的粮食生产短期内出现任何一点点的下降，还是世界其他主要粮食生产国的生产出现共振性产出下降，都有可能引起全球粮食价格迅速上涨。

　　在粮价关乎万千的网络中，还有一个影响粮价的重要性因素，即国际社会高度宽松的流动性。这将促使投机者借全世界粮食生产短期不足进行炒作，进而使得粮食价格迅速上涨，这对中国经济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风险。所以在粮食安全问题上，需要我们全方位运作，包括增加储备、获得境外长期粮食供给基地、控制国外的一些粮食运输线和粮食收购渠道等等。

　　第二个风险也是底线性风险，即石油安全。我国50%以上的石油靠进口，而且我们进口来源地和发达国家相比更加集中。西方国家多数拥有自己的石油公司和上游油田，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弱势很明显，尤其是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趋势下，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流动性过剩对黄金和原油都有很大的影响，2007年黄金的价格不到1000美元，现在涨到了1400美元，原油价格也快速上涨。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后，原油价格回到2007年每桶150美元高位的可能性增强。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西方国家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必将压缩出口，我国进口的石油数量难免受制于石油出口国，石油的价格将会进一步攀升。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石油问题，采取各种措施从根本上保障石油安全，包括增加原油储备、加强海外运作、拓展上游资源等等。

　　第三个风险是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当前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很多，货币供应量偏多虽然不是主要原因，但也存在一定影响。所以，我们在应对物价上涨的同时，要未雨绸缪，避免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在未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

　　让货币存量回归常态

　　中国的货币存量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这是一个世界纪录。如此高的货币存量沉淀在银行体系，而没有更多地投资于资本市场，也没有进行商品的投机性囤积，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稳定的金融体系。我们要在现在稳定的状况下降低货币存量，将高货币存量未来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足够低。所以，当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宏观政策的转型。2010年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2011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稳健的转型，为我们高位的货币存量注入了一针稳定剂。

　　第二件事是要继续扩大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把资金逐步地引出来，即将银行存款引入股市。2010年，我们的股票市场每个交易日都有1.5个—2个IPO，一年通过IPO融资一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步伐，有利于我们稳健地扩大资本市场，应该继续保持这样的节奏。同时，扩大资本市场还包括债券市场，地方债市也要放开，通过这种方式吸纳过高的货币存量。

　　第三件事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有序地、可控地、逐步地利用外汇储备到境外投资。这样一方面我们通过官方储备下降的方式，让我们的货币存量逐步下降；另一方面，也让民众收获一份中国经济增长的收益。

总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就能用我们出色的行动来应对这个不确定性的时代。

　　（作者：李稻葵）

　　注：本信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据此投资风险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