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值得说明，用“黑暗时代”这样的词汇描述20世纪的法国似乎并不恰当，这个词汇并不完全指涉阿伦特所言明的那种状态：混乱与饥饿，屠杀与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与绝望，如此等等。如托尼•朱特所说，20世纪的法国至多是“涣散飘摇”，而且有三大症状谈论的最多：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之争、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景况的恶劣影响的持续和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这种“法兰西病症”虽然对法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且不良的影响，但是因为法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启明之光。

　　众所周知，法国悠久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最早可追溯于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的那一声惊天怒吼：“我控诉！”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简单的归纳出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特点：第一，面对公共领域和公共事件发言；第二，持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问题；第三，对公共事务的高度责任感。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法国的20世纪一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世纪”，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倡“政治介入”而闻名于世。按照这种说法，20世纪的法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优良传统的继承者才是，至少未读到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个法国的20世纪》之前我的看法还是如此的乐观，但是之后却走向了反面。托尼教授认为，法国20世纪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都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上如是，道德上亦如是。政治上，统治国家和声称代表人民的那些人，“都表现出对所处时代及位置的高度无知”，“他们仅仅为社会中很小的一部分人的习惯和利益说话”。道德上，正如朱利安•班达在其名著《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所批判的那样，二战期间，有众多知识分子放弃了自身的操守，投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当然了，众多知识分子的背叛，并不代表这个社会整体良心的坍塌，至少在托尼教授的笔下，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是那个黑暗时代的“局外人”，疯狂时代的清醒者，焦虑时代的焦虑者••他们过的都是焦虑者的人生，更重要的“他们经历过，并写文章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托尼教授的一段话该是这种疯狂最清晰的注脚：“我以知识分子为题材，是因为他们对法国深有影响，也是因为政治参与兴起之后，道德义务最容易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他们本人也强调选择--以及那些被称为‘选择’的决定--的伦理维度。不过，以政治责任感的名义效忠于一个团体或政治现象，久而久之伤害乃至完全破坏了每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感，放弃个人判断和主观能动性，这并不必然是知识分子的弊病。其他人同样要面对这种危险：政治家、公务员、士兵、教师、学生都难幸免，在那段岁月里尤其如此。”知识分子一向都以真理和正义的持守者自居，面对公众，背靠良心和道德。但是当良心和道德成为政治上利用的工具和挡箭牌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必不可免。如何在政治的情境中保持良心和道德清醒就成为了知识分子首要考虑的问题了。托尼教授通过布鲁姆、加缪和阿隆自身参与法国知识分子场域中的一系列争论的经历表明，做一个“黑暗时代局外人”，选择自我放逐和精神上的流亡，对不可说之事保持沉默，仍能守持知识分子仅有的启明之光。

　　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所言颇能鼓励那些仅有的“黑暗时代的局外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所以，我觉得还有理由乐观点。

　　（作者：思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