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疫情时代，全球货物贸易的起落固然引人瞩目，但实际上服务贸易亦已开启了双维分化的历史性演进。一方面，由于人员流动停滞、信息流动加速，“跨境交付”、“商业存在”的发展料将领先其他贸易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下高附加值服务的跨境贸易更为稳健，因此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增长料将长趋势地快于劳动密集型。在这一变局之中，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构建正在为服务贸易提供“双向生长”的变革机遇。其一，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激活国内经济循环的需求动力，其二，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在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同时，夯实国内、国际两大循环的纽带。在这一渐次推进的变革中，消费需求内化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改革的共振，数字经济服务的深度化“走出去”，以及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引进来”，都有望创造长期的结构性机遇。

　　走进疫情时代，全球服务贸易双维分化。

　　基于两方面因素，全球服务贸易将因新冠疫情而走向历史性变局。从时间来看，当前全球疫情发酵仍未减速，美国每日新增病例再度高涨，疫情时代将大概率长期延续，对服务贸易的重压亦将由短及长、由量及质。从力度来看，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需求冲击和金融供给的敏感性较弱，但是对防疫政策的敏感性更强，因此其受到疫情危机的冲击要远高于传统的经济金融危机。由此进一步推演，在本次历史性变局之中，至少有两个维度的分化料将成为大势所趋。

　　横向的业态维度：人员流动停滞，信息流动加快。

　　在疫情时代，虽然随着经济重启，各国境内“社交隔离”有望逐步放松，但是出于防疫考虑，跨境的人员流动预计仍将受到持续限制。根据Flightradar24的统计数据，虽然6月欧美经济重启，但是当月全球出港商务航班量依然同比下滑约62%。另一方面，人员流动的停滞迫使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网上娱乐等信息驱动的服务加速发展，一系列相关APP的客户规模实现爆发式增长。根据GATS标准，全球服务贸易可以分为四大模式：1）跨境交付；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由于人员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此消彼长，未来模式2和模式4的空间料将受到持续而显著的挤压。被挤出的空间有望在新的业态之下，为模式1与模式3所填补，进而加速后两者的增长。例如，通过更多地设立境外分支机构（模式3），配合跨境远程办公（模式1），进而取代跨境人员的商务服务（模式4）。

　　纵向的价值链维度：低附加值服务脆弱，高附加值服务稳健。

　　从学理来看，疫情本质上是对服务贸易施加了额外的交易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检疫成本、感染风险等。交易成本的大幅上升不仅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变相增加了本地服务商的竞争力。在疫情时代，货物流动较人员流动更为便利，因此本地服务商更易于通过升级硬件，实现进口服务的本地化替代。由此，在一项服务贸易的总价值中，由专业化服务创造的附加值占比越高，借助硬件（资源、设备等）创造的附加值占比越少，该项服务就越难被本地竞争者所替代，在疫情时代的贸易关系就越稳健。根据WTO的测算数据，我们将全球服务贸易分为两大组别：1）高附加值组，服务附加值占比高于行业均值，主要覆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信息通讯、金融保险、公共文教健康服务等；2）低附加值组，服务附加值占比低于行业均值，主要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包括建筑、交通仓储、住宿餐饮等。我们认为，在疫情时代，高附加值组的修复及增长速度将长趋势地高于低附加值组。

　　对接“双循环”，中国服务贸易双向生长。

　　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中国服务贸易正在同步迎来风险与机遇。一方面，一季度数据显示，因受疫情拖累，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双双下降，遭遇沉重的被动收缩压力。另一方面，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期所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这一“双循环”格局料将为中国服务贸易提供主动调整结构的战略契机。通过对接“双循环”，从被动转向主动，从风险转向机遇，中国服务贸易有望开启“双向生长”的新变革。

　　第一，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

　　根据中国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征，我们将其划分为传统与新兴两大领域。其中，传统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建筑、运输、旅游等项目，具有依赖人员流动、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根据上文分析，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将是疫情长期冲击的主要短板。由此，传统服务贸易未来需要积极融入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其一，建筑服务供给内流。据WTO测算，2005年以来，中国建筑服务出口持续提速，规模增速已经数倍于全球其他经济体。在疫情影响之下，建筑服务“走出去”难度加大，因此料将部分回流国内。

　　从短期来看，国际一流的建筑服务供给能够有力支撑中国新一轮基础建设的高质量扩张。从长期来看，这也是“干中学”的过程，有望加快服务出口商在新基建领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从而为主导疫情时代全球产业数字化的基建浪潮而蓄力。其二，旅游服务需求内化。近年来，中国居民向境外寻求高质量的旅游消费体验，已成为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贡献项。在疫情时代，这一需求正在向国内旅游市场逐步转化，并有望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贸港等改革形成共振，带动上下游领域的消费升级。从2020年五一、端午假期出游的数据来看，虽然旅游市场在规模上尚未完全修复，但是在质量上的升级趋势明显，定制游、文旅结合、高星宾馆、小众化市场等热点不断兴起，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90后也已崛起为消费主力。这一进程的深化，在降低服务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将为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注入新动力。据我们测算，以2019年数据为基准，若旅游服务的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则有望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产值，直接创造约490万个就业岗位。

　　第二，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

　　与传统领域不同，中国的新兴服务贸易主要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保险服务等项目，具有依赖信息流动、知识密集型的特点。利用疫情时代的发展契机，中国的新兴服务贸易有望积极向外，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金融循环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一，数字经济服务的深度化“走出去”。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对新一代信息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同时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改造已经启动。基于这一历史性机遇，中国数字经济的新一轮“走出去”有望向深度突破，不再仅纠结于流量的争夺，而是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角度为海外客户创造价值。其二，金融服务的本地化“引进来”。在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金融的韧性优势料将加速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但由于模式4的流动受阻，因此模式3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即国际金融机构将加快设立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并更加倚重本土化的员工队伍，串联起国际资本和金融服务的跨境流动。

　　值得强调的是，新兴服务贸易的“向外生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将巩固国际国内双循环之间的纽带。借助于数字经济服务“走出去”，中国经济将更加主动地参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进程，更广泛地提供中国技术、标准与经验，从而对冲逆全球化浪潮下的脱钩风险。借助于金融服务“引进来”，中国经济将在全球FDI疲弱的逆境之下，对外稳定国际资本的流入增量，对内加速金融体系的改革升级，从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作者：工银国际研究部 程实博士 王宇哲博士 钱智俊博士 高欣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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