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GDP作为经济政策锚定的宏观变量有可能过高估计宏观杠杆率和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资、需要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实行转移支付、去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变得比较谨慎，这或会带来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6月2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新发展阶段包容性增长”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刘俏指出，世界各国政府都对提升公共债务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特别担心国家债务快速增长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所以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去解决急需解决的节点问题、关键问题时，总会有所顾虑。

　　对于中国而言，刘俏表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和资源动员能力远大于GDP，拥有实施宏观政策的巨大空间。其通过分析过去三十年全球爆发的所有金融危机发现，Kindelberger-Minsky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实证证据支持——一个经济体在过去三年经历债务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价格的大幅提升，未来三年内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是45%。

　　“然而，这一结论对于那些政策空间较大的国家（整体价值远大于GDP）并不成立——同样情况下，这些危机爆发的概率只是7%，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刘俏表示，换言之，即使中国在过去三年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也不高，只有7%左右，远低于平均值45%，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也不显著。

　　刘俏进一步表示，通过举债或者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资金是配置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和节点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在配置资金，它会带来经济社会正向良性的发展，而且对危机的爆发是有遏制作用的。

　　为此，刘俏认为，当前我国还有实施宏观政策、财政政策的空间，在这个背景下，未来在追求包容性增长、在政策倾斜向低收入群体的时候，财政政策可以更加积极一些。比如，可以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甚至发放现金，或许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长远讲，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有针对性地给低收入群体、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进行相应的转移支付和投资。“这对于从中长期维度来推进包容性增长，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如何让农民工、城市灵活就业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能真正变成新市民的问题，刘俏认为，可以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

　　刘俏解释称，当前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不缴纳公积金，享受不到对等的公共服务，需要把他们纳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来。全国范围内公积金每年大概有8000亿到1万亿的资金结存，可由公积金中心来引导，大规模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或长租公寓，针对不同的新市民群体给予不同层级的供给，让每年超过1300多万的新市民能够在城市住下来，而城市有了大量的人口流入，其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效率都将会得以提升。

　　“从新市民角度看，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住下来，他们的消费能力、对自身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会有所提升，这对于解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发展机会不平等是很重要的解决途径。”刘俏表示。

　　（工行网站特约作者：李愿）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