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寂静。1920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陈独秀秘密潜入上海。这不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但与往不同，上海即将掀起波澜。虽然五四运动影响全国，但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李大钊与陈独秀决定采用实际组织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在上海之后，多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时需要一个更大的组织将它们连接起来。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不可否认，在中国建党初期，得到了第三国际的很大帮助，但“成也萧何败萧何”，国民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在如何发展共产党独立的武装以及进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导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形成，导致国民大革命的失败。

　　因此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指出他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可否认，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

　　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表明自己其实是受制于共产国际。

　　不管如何，陈独秀有功有过。但建党初期，中共无法摆脱共产国际是事实，因为没有经费。

　　陈独秀与李大钊为何没有参加一大？

　　建立组织搞革命是需要钱来支撑的，不然很多工作都没法进行。宣传，培训，开会，各个项目都需要经费，然而最初中共50名党员基本都没有收入。只有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一批教授有收入，而且办杂志也可以赚些钱，但这些收入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

　　甚至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路费都是第三国际支援的，联想到13名代表中有周佛海，陈公博这等人，如果没有路费，估计一大代表可能会再少几人。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很多建党的积极推动者却没有参加一大，典型的代表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有一位，戴季陶。戴季陶就不用多说了，之前提到过，他后期理念上已经与中共分离。但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怎么会缺席呢？

　　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陈独秀因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李大钊因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陈独秀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马琳组织召开一大直接越过了陈独秀。本应该先向陈独秀提出召开一大，再由陈独秀出面筹办。故而陈独秀一怒之下不去参加，好友李大钊也因此没去。

　　转变

　　其实陈独秀早期就与共产国际有矛盾，他最初是拒绝共产国际经济支援的，并表明："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可是，闹革命和打仗一样，要害皆在一个“钱”字。

　　1927年8月，陈独秀被捕入狱，马琳拿出几千元钱将陈独秀保了出来，两人第一次同肩作战。此后接受共产国际的支援便习以为常，甚至基本不能脱离共产国际，何以看出呢？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收支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党员缴纳的以及自筹的党费只占据6%，90%以上都由共产国际支援，因此共产国际插手中共各项事宜便有理有据。

　　经济问题成为中共早期的一条命脉，完全控制在了共产国际手中，直至中国开始脱离城市向农村转移，这一问题才慢慢解决，直至脱离共产国际。

　　1921年，上海，中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

　　1949年，上海，28年后，粟裕与陈毅率领三野解放了上海。当中共再次踏足上海，应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几十人的小政党成为了执政党，但是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

　　中共此时已经自己发行了人民币，虽然军队已经打下了上海，但要完全控制上海还要从经济上。可是人民币的流通受到了严重的抵制，这要从国民党说起。

　　金圆券改革

　　1948年10月，国民党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代替法币，法币必须在当年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应当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违抗者一律没收并严惩；严格控制物价，以当年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处理囤货者。说白了就是用金圆券强制换成人民手中的白银黄金与外汇，但是面对前方战线节节败退，财政不断吃紧，金圆券不断地超发。原定发行20亿元，最后发行了82万亿，超发4万亿倍。最后满街都是“亿万富翁”，人民手中全是一堆废纸。发行到5月份，一石大米竟要4亿多金圆券。同等重量的金圆券换不回等重的大米。

　　11月，改革政策全面撤销，币制改革宣告失败。国民党在崩溃的边缘来了这么一手，真是高明。搞得民不聊生，将大批的白银黄金收于手中，运往了台湾。留下了这样一个烂摊子，就是要看共产党怎么收拾，甚至还放出话来：“如果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上只能打0分”。

　　从蒋介石这一做法联想到了一个人，贾跃亭，捐了中国股民的钱，跑到了美国。

　　银元之战

　　中共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失业众多。人民纷纷将手中的纸币换成真金白银，受金圆券的影响，人民的流通将会极为困难。

　　上海解放后，中国拟在上海发行20亿元人民币。但是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投机者试图通过银元的投机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恶意抬高白银价位，令市场上白银和银币的价格开始非正常走高，在6月5日最终期限到来前，银元的价格从5月27日最早的1银元兑换100人民币，变成了6月4日1银元兑换1100元人民币的比价。这样在上海，在实际上的流通本位币已经是银元，而不再是人民币了。上海部分商店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事件最终演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上海投机资产阶级的对抗。

　　这件事情引发了上海市政府和中央华东局的关注。为了尝试将银元风波压制，上海市委决定在6月5日抛售了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抛出31万银元。希望借此能够弥平银元上涨的压力，但这批银元却很快被上海市场所吸收，仅仅起到了延缓升值速度的效果。6月7日，银元涨到1800元。6月8日，中共华东局会议上决定采取特别手段干预市场，当时主持会议的上海市长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并得到毛泽东许可。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便衣警察封锁了上海最大的银元交易市场：上海证券大楼，并拘捕了250名投机者，收缴了数万枚银元。这场活动对资本家和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市场上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并不断下降。由于银元的贬值，人民币很快便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导货币地位。

　　米棉之战

　　“银元之战”初战告捷，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权又转而应对“米棉之战”。银元投机的路被堵死后，投机商转向同生产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两白一黑”，也就是大米、棉纱与煤炭，三者都跟空气、阳光和水一样，是一日不可或缺。

　　由于解放前中国工农业和商业贸易遭受严重摧残，战争又使交通阻融、商贸不兴，再加上解放后国民党军对上海口岸实行封锁，上海日常需要消耗的“两白一黑”原本供应紧张，投机商疯狂吃进相关产品、囤积居奇，又带动了新一轮的涨价风。从6月23日至7月30日，整个物价上涨了100%。9月、11月又掀起了第二、第三次的物价大波动。

　　显然，这又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经济战。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紧急商量，决定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

　　上海当局立即做出对策，为保证工人的工资保值问题，采用“折实单位”，也就今天你存得钱可以换多少米，明天你取钱时，就可以取出换等量米的钱，因此任凭物价涨跌，人民生活基本不受影响。

　　同时陈毅市长劝导投机商摆脱旧观念，不要再做反抗了，否则会碰钉子。但是投机商们啥都不听就是连续扫货，囤货。

　　到11月底，“米棉之战”已呈白热化。投机商大口吞进的“两白一黑”至此已满到了喉颈，他们资金用尽，开始举债硬挺。

　　运往上海的煤炭

　　此时上海党中央的支持下，得到已经解放的各省市的大力配合。从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华中地区的棉花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输送;在陇海线上，成百吨的纱布夜以继日地向西安等大中城市流去。

　　11月25日，全面反击的时刻即将到来，当市场物价达到高峰时，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无法吞食这么多的物资，26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投机商终于撑不住了，市场规律发挥神奇的作用，“两白一黑”投机生意就此崩盘，米、棉等价格一泻千里……

　　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毛泽东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两次由中共领导的银元之战与棉粮之战，用实际行动告诉了蒋介石，共产党经济上也可以打满分。

　　中共有能力战胜上海滩黑恶势力，打赢经济战，而且中共一直也在经济战上取得胜利，如今新的战斗又要打响了，A股保卫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国股市是最有投资价值的！

　　今天金融线四位领导同时传递维稳信号，协调一致且规格较高，在A股历史上也较为罕见。提振信心！

　　市场总是在乐观的时候，传播乐观，在悲观的时候，传染悲观！

　　A股保卫战已经打响。

　　（工会网站特约作者：许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