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3日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全球经济不平衡经过调整会走向再平衡，可能有若干种不同情景。各国政策意愿清楚，但是经济是复杂的，政策有时候并不一定都能顺利达到目的。中国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并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

　　周小川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原因。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微观经济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性、信用评级机构、定式和公允会计的会计准则问题、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驰问题、杠杆能过高的问题，公司治理问题、衍生产品问题、发起配置模式的问题，和资产证券化等问题。这些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相当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危害，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金融危机微观方面的成因并加强监管。

　　周小川指出，全球经济不平衡确实存在一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从不平衡的角度来讲，按照中国人历史的哲学观念来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但这次全球经济不平衡就有明显不合理的特点，也就是低收入者储蓄率反而较高，而发达的富裕人群借钱过度消费。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这两个国家都应该改革，我们觉得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同时，不应该光强调这两个国家，我们还要看一下储蓄流动的分布。从分布上分析，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不小，但在全球顺差中只是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产油国，日本，其它亚洲经济体经常项目的逆差或者是基础，对国家的方面里看美国是非常突出，而中东欧国家，只占一小部分，其它经济体在全球失衡中均不显著。转到储蓄过剩的问题上，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今年5月份，美国家庭储蓄率的数字已经上升到接近7%，但是这是否能代表一个持久性的发展还需要进行谨慎的判断。一般来说，结构调整并不是那么容易，美国还有公共部门的赤字问题。大家特别关心美国健保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将决定美国今后总储蓄的走向。

　　周小川认为，中国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中国家庭储蓄率与GDP之比相对比较稳定，虽然比较高，但相对稳定。1992年占GDP20.3%，2007是占20%，起点有一些波动，低的时候到17%，但基本家庭储蓄占GDP比重保持在20%上下。不是这些年储蓄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原因是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是11.3%，2007年达到22.9%，同期政府储蓄，也就是公共部门储蓄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半。

　　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度增长在中国的的变化中作用比较大。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储蓄高是和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中国富裕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方面的环节找到就业。这实际是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成本始终相对比较低。同时，劳动力决定他们究竟留在土地还是进城，主要取决于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的比较利益，而其他方面的影响较小。

　　另外，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可能和股权分布也有关系。广大劳动力只分享较少的公司利润。所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适时要发展国有股和社会保障金的问题，步子应该迈的更大，以便让公众更多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中国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并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

　　（作者：龚磊）

　　注：本信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据此投资风险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