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据《尉缭子·治本篇》载：“民无二事，则有储蓄。”不过，这里所说的储蓄，是指百姓中财物的积聚、储存。最原始的储蓄是窖藏。古时钱币大都是铜币，人们为了安全，将多余的钱装在缸、坛等容器中，尔后或藏入地窖，或埋入地下，这种方式一直盛行到东汉前后。扑满是我国古代专用储蓄钱币的瓦器。南北朝《西京杂记》记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这种扑满储蓄大约始于秦以前，盛行于汉朝。唐朝中期，商业日趋繁荣，市场上开始出现代商人保管金银财物的商铺，称为僦柜，也称柜坊。一些富商巨贾为了财物安全和避免搬运麻烦，常将钱存储在僦柜中，需要用钱时可出帖或用信物支取。到了宋代，由于柜坊逐渐成为销熔铜钱和赌博的场所，官府常加取缔，业务逐渐衰落，至元朝就消失了。

　　在古代，银铺的行业组织就是“银行”。南唐（304～439年）《江宁府图》中已经出现了“银行”。南宋景定《健康志》卷一六《镇市》引旧志说：“今银行、花行、鸡行……皆市也。”据卷首周应合《献皇太子笺》说，旧《健康志》“所记止于乾道”，意指该书所记载的是乾道（1165～1173年）或醇熙（1174～1189年）以前的事，这表明南宋初年健康的银行已经成市。另外，景定《健康志》卷二一《楼阁》中也提到“东南佳丽楼在银行街”。可以推测：街道以“银行”命名，当是金银铺云集之所，类似当今北京的金融街。

　　在票号产生之前，中国早已产生金融组织、信用机构和汇票业务。早在周朝，借贷行为就已经很流行了，政府特设“泉府”，相当于今日之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负责各种征课税款、稳定物价和办理赊贷。《周礼》中“傅别”一词，就是债券之意。秦代有商业信用的记载，主要是赊买和赊卖，它们是同一买卖行为的两种说法，都是买卖的延期付款。唐代的金银铺、宋代的交引铺等都具有货币兑换的职能。南北朝的典质、唐朝的质库、宋朝的解质都可称为当铺。唐朝有“飞钱”，又称为“便换”；宋代有“便钱”、“会子”。

　　唐代各道的地方政府都在京城长安设有进奏院，各军、使也设有办事机构，类似今天的驻京办事处，专司与中央政府联络。商人在京卖出货物之后，如果不愿或不能带现钱回家，就可以将钱交给本道的进奏院，进奏院据此开出一张票券，双方各持一半。商人到本地后，到相应的机构核对票券，如果属实则可领回现款。这种票券既消除了商人携带现钱的风险，也减少了地方政府运钱进京的麻烦。经营汇兑业务的有各道进奏院，各军、使办事机构，还有政府各机关如户部、盐铁等。有的富贾商人也经营汇兑，他们在各道有分支机构——联号或有交易往来，那时汇兑不收取费用，采取平价。不过，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往往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合券付款。因此事实上，对于进奏院等“类银行金融机构”来说，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利息收益。

　　“会子”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子”意为取钱凭证，“会”有“会合”之意，而无“会计”之意，可见应读“汇”音。产生于明末的汇票很长时期都写作“会票”，后逐渐被“汇票”所取代。从“会票”一词的演变也可见“会子”的读音。元末明初，钱庄雏形开始出现，这是一种带有现代银行性质的储蓄店铺，比世界上最早的意大利威尼斯银行早了300多年。钱庄也叫“银号”、“银局”，一般都由富商开设，除办银钱业务外，有的还发行钱票。到钱庄存钱可以获得微小而不固定的利息。另一说法认为到清初才出现钱庄，主要经营货币兑换业务，进而衍生出贷款和存款业务。清康熙年间，汇票已经有即票和期票之分，即票是见票即付，期票在约定日期付款。山西票号出现于道光初年，以经营票汇、信汇、电汇三种形式的异地汇兑业务为主，19世纪末业务重点转向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儒商制序的基本精神“利以义制”最集中的体现在山西票号的内部制度上，它主要由经理制度和信用放款制度组成。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约在道光三年（1823年）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前身是设于城内西大街的“西裕成”颜料庄，原由该县达蒲村李氏开设。在总经理雷履泰的运营下，从诞生之日起就采用了类似现代股份制的管理结构，即所有者的“银股”和高级经营者的“身股”，逐渐成为平遥颜料业中的佼佼者，并在全国各大商埠设有分号。接着，太谷和祁县的大财东、大商号也先后急起直追，纷纷投资票号。从1823年至1853年的30年间，山西票号迅猛发展。由于平遥、太谷和祁县的大财东、大商号在经营票号过程中都是非本地人不用，总号又都设在本县，这样就形成了山西票号的平遥帮、太谷帮和祁县帮。“平、太、祁”三帮的形成，标志着山西票号群体组织的确立。这一时期，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适应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需要，机动灵活地为客户提供了高品位的优质服务。山西票号的逆汇业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通的。另外，山西票号还制定了一系列保密措施，让客户汇款放心、取款顺心，深受客户欢迎。

　　同治元年（1862年），随着汇兑“京饷”业务的开通，山西票号很快便进入兴盛时期。清朝政府官吏的俸禄、八旗兵饷以及皇宫用费，都是靠各行省和海关的地丁钱粮、盐课、关税等项征收的白银运往京师以保证供给，时称“京饷”。在各级地方官的支持下，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31年间，山西票号汇兑京饷多达5864.3万余两，平均每年汇兑达189万余两之多。不仅如此，“协饷”、“铜本银”以及“洋务运动经费”等也都成了山西票号汇兑的业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汇兑业务后，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大幅度增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庚子赔款”还本付息汇兑业务达到鼎盛时期。1907年4月，山西的合盛元票号走出国门，在日本神户开设支行。半年后，又在东京、横滨、大阪以及朝鲜的仁川开设分行，经营起国际汇兑业务。清代票号改革家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从山西票号1823年创建到20世纪20年代衰败，历时一个世纪，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承担起全国范围的汇兑业务及存放款业务，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银行。然而，从每一家票号的情况来看，它们却都是由总号和分号组成的中小型金融机构。随着各省官银号以及各种官办、商办、官商合办银行的设立，票号的大量业务被瓜分蚕食，利润急剧萎缩。同时，由于山西票号相对保守，人员偏安本地一隅，不思变革，不求规模化。虽然当时有识之士大力倡议合组银行，但遭到业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如愿。1908年至1945年间，特别在1922年前后，陷于战乱和新兴银行竞争中的山西票号最终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同时拉开了中国现代银行崛起的大幕。

　　（作者：蔡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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