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持续研究的结果，白重恩认为，在短期内显著增加劳动收入在GDP中占比是很难实现的，需要持续的努力，特别是需要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希望是服务业能够发展，这也是持续提高劳动收入最可行的办法

　　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全民关注的焦点话题，尤其是自今年年初以来，有关探讨越来越深入。

　　2010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系统地论述了就业、收入分配、医疗等八大问题。这篇讲话于4月以《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在《求是》杂志，文章就“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问题提出了六项措施：第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第二是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第三是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四是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第五是保障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第六是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

　　2010年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事实上，早在2006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和他的伙伴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收入分配问题。在与钱颖一和谢长泰合作进行测算资产投资回报率的研究时，他们关注到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比例的问题，之后做了一系列研究，深入分析为什么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会下降。2007年开始，这个课题组先后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2009年，白重恩在50人论坛组织的长安讲坛上，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讨论了政策建议，由于这个论坛的影响力，白的观点逐渐为公众所关注。

　　白重恩说：“对国民收入的研究仍将继续，除了不断地更新数据之外，还有新的课题需要研究。”根据持续研究的结果，白重恩认为，在短期内显著增加劳动收入在GDP中占比是很难实现的，需要持续的努力，特别是需要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用市场化手段提高收入才是健康的

　　根据人们常用的统计数据，19952004年，中国的国民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0.73个百分点。白重恩他们的研究表明，其中50%的原因是由于统计口径的改变造成的，大概30%左右是由从农业向非农业的结构转型造成的，剩下的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的程度变化造成的。除掉垄断程度的增加以外，结构转型和国有企业改制都是正面的发展。白重恩说：“结构转型和国有企业改制对劳动收入占比所产生的影响不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人为地干预。”

　　通常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4个部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就是这4个部分劳动收入占比的加权平均。从数据来看，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是最高的，达到85%90%，其次是建筑业、第三产业和工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在GDP中占的份额大幅下降，而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及劳动收入占比较高的部门的权重在不断下降，而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部门的权重在不断上升，由此导致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这一结构变化的影响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这是除了统计口径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因素。白重恩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影响也是正面的。虽然从数据看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但实际上农民从务农转为务工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这一下降也是阶段性的，随着结构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将来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会大大增加，那时候劳动收入占比又将会不断上升。白重恩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变化，我相信，没有人会说，要去逆转工业化的过程，要增加农业，减慢工业或服务业的发展。”

　　在白重恩看来，最主要的不合理的下降原因就是垄断的增加，因此多年来他一直在呼吁减少垄断。垄断行业利润过高，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比其他行业的要高，但因为这些行业的超额利润比社会平均利润要高得更多，所以劳动收入占比较低。过多的垄断也阻碍了其他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就业，侵蚀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从而实质挤占了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

　　白重恩不认为产业升级就一定能提高劳动收入，两者之间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如果产业升级增加了资本密集度，反而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他同时指出，不能因为劳动收入少就强制涨工资，这样会适得其反。因为有研究表明，当企业被强制涨工资的时候，企业创造就业的动力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工资的增长带来就业机会的减缓，那么对整体的利益并不更好。白重恩等人的研究发现，当工资增长1%的时候，工业就业增长将下降1%，那么，两个效果正好抵消了，不会带来劳动总收入的增加。同时，有工作的人因为工资涨了而获益，但另一部分没有工作的人则更难找到工作，所以增加收入的不均，虽然最低工资制度可能有其一定的作用，但是前提是不能和市场工资有太大的距离。如果最低工资和市场工资偏离得太多，它对就业的影响就是不可忽视的。合理的做法是创造条件让企业更多地雇用人，当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了，市场就会让其工资增加。

　　在初次分配中，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下降也值得关注。存款利率很低，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同时从1995年至今，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这都是造成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较低的原因。但因利率牵涉到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方方面面，短期内难以实现以金融手段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企业的利润只有很少部分以分红的形式成为居民收入，比如涉足垄断行业的大都是国有企业，分红大部分还继续留在国资系统，从而导致收入分配更加倾斜于企业。

　　白重恩认为，从宏观角度看，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这是因为服务业中劳动收入占比高于工业中的劳动收入占比。但当前的税收体制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因为很多服务业要缴营业税，而营业税有很多是重复征收的，企业税负很重。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的税收负担是最高的。国家应当出台扶持政策，减轻服务业税收负担，放松准入的条件，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他说：“现在最大的希望是服务业能够发展，这也是持续提高劳动收入最可行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白重恩不大主张简单地拿国际数据来比较各国的国民收入占比，因为每个国家的统计口径和税收制度差异很大，很难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即使是我们自己，在统计方法上也有改变。比如20032004年突然这个比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5.2个百分点，就是因为统计口径改变造成的，本来个体企业所有的收入都算作劳动收入，但2004年经济普查后，个体收入中很大一部部分算成了资本收入。他说：“更重要的是看造成我们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这个原因是合理的，不应该人为地去扭转它；如果这个原因是不合理，要努力改变它。”

　　增加国企分红补充社保

　　在立法之路上已经走了16年的《社会保险法》将于今年10月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审，原定今年6月上会审议的《社会保险法》一再错过6月、8月的审议机会，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如果10月上会审议，该法年内有望出台。

　　目前，各地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有一个大致的比例。比如养老保险，企业要交工资收入的20%，个人交8%；医疗保险是企业交6%，个人交2%。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三险加起来，平均要交4%左右。把这5项加起来，就占了个人基本工资收入的40%。所以，劳动者报酬中相当一部分上缴社保，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

　　社保制度的一个出发点是因为消费太少，储蓄太多，消费少的一个原因是消费者的生活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说退休以后的收入没有保障，医疗的支出有风险，他们要做预防型的储备。白重恩说：“我们建立社保制度，是希望社保能够降低储蓄，让消费者放心消费，现在看来好像社保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白重恩指出，在收入再次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双管齐下，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就会比较明显。

　　现在舆论有一个担心，如果降低社保缴费水平，社保可能就会出问题。白重恩的观点是，参加社保的退休职工里，一些职工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本来这些职工的养老是由企业负担的，因为国企改制，他们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被纳入社保体系，因此，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社保是合情合理的。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了这个收入来源以后，可以降低企业和职工社保缴纳比例，有助于劳动者收入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并且有了社会保障，有钱消费并且敢于消费，就会从根本上拉动、刺激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作者：岳冰清）

　　注：本信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据此投资风险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