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经济增长率普遍出现下行局面，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等纷纷采取了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回暖。显然，对我国而言，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要认真思考减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

　　正确认知减税效应

　　评价减税效应是一个主观性和客观性交织的复杂问题。综合考察各种观点，关于减税效应，有如下四个基本理念应澄清：

　　第一，减税和增税都具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减税分为两类：一是税制性减税；二是非税制性减税。前者是指对税制要素（税率、征税范围、税基）做出新的规定，导致税收相应减少；后者是指税制稳定条件下，其它制度安排发生变动（货币政策、会计制度、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等），引起税收的体制性减少。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减税也分为两类：一是经济规模缩减导致税收减少；二是经济结构变动导致减税。

　　减税究其本质是政府掌控的资金让渡给法人和自然人，后两者可能把这些资金转化为投资和消费。但必须看到，增税会有同样的效应。因为增税后，政府并不会把税金窖藏起来，而是要支出去，这种支出也会形成消费和投资。由此可说，减税和增税都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可选择的方式，区别只是在于减税是把资金留给市场去配置，增税是把资金留给政府去配置，两者直接引起的是资金使用方向上的差别，个人得到的减税资金会被投向私人物品，政府会把减税资金投向公共物品供给上。显然，经济下调时，如果政府不减税，并不意味着政府不想刺激经济增长，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刺激方式而已。

　　第二，税制改革性减税根本目的是公平税负。伴随着公共政策、政府职能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公平税负的社会标准和经济标准总是在调整。因此，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革税制，特别是经济周期性波动转折点时期，改革的压力会骤然加大。税制性减税对公平税负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是通过减负来调整政府与纳税人的分配关系，把资源更多地留给市场去配置，同时还可对微观主体的税负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而有针对性地增强部分纳税人的资源配置能力，这是对市场的一种间接性调控。可见，税制改革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绝不仅仅是短期的，最重要的是为投资和消费的长期稳定创造基本制度条件。所以，当我们在分析减税效应时，不能单纯从反周期角度去看问题，而要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角度去评价改革。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最突出的例证：三十年改革中，中国进行了三轮税制改革，总体上名义税负不断调低，同时，经济保持了高增长，这反过来又使税收保持了高增长。2009年增值税转型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实现了税负公平，因为只允许抵扣流动性资产进项税而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税是对投资行为的制度性歧视。至于减少多少税收是次要的，经济不下滑，也应该转型。就税制而言，公平头等重要，调控是第二位的，公平是最大的调控。

　　第三，减税与支出应该综合考虑。课税与支出是同事物的正反面。减税本质上要依从于支出，而且只要一减税，支出资金来源就少一块。对一个国家来说，政府职能范围决定支出规模和结构，支出需求决定税收规模和结构。因此，评价减税，必须与支出通盘考虑。运用减税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是扩大需求，但并不能直接替代支出扩张对需求的刺激。因此，经济低迷期政府启用减税手段时，可能会面临着增支和减支两种选择，采用前者就是使政府扩张需求的财政功能最大化。

　　刺激经济增长，究竟把财政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理论界的争论往往也就是集中在这点上。比如供给学派，人们常常只注意该学派强调运用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而没有注意该学派还认为在减税的同时需要压缩支出。显然，在探讨减税效应时，是要连接支出需求的，具体到政策设计时，选择减税就要同时研究支出怎么办，是减支还是增支？假如减支，实际上就是把同等的资金交给市场去使用，如果既减税又增支，就是既要让微观主体扩张需求，又要让政府直接扩大需求。所以，当人们赞扬减税效应时，还应说明支出怎么办。理论探讨应该如此，提出政策建议更应如此。

　　第四，应通盘考虑减税与增债之间的关系。发债是政府筹措支出资金的重要手段，当减税减少收入时，如果支出还要扩张，那么，增债就是必然的了。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减税，但由于支出规模还要扩张，债台只能节节高筑。当前美国救市，一方面要增支，另一方面要减税，结果只能是又增发近万亿美元的债，可见，减税不是没有连带成本的，除非相应压支。然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当人们强调西方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在采取减税措施时，恰恰没有向人们说明为什么减税过程中部分发达国家的负债甚至达到接近GDP规模（日本、美国）。我们现在确实要摆脱孤立地评价减税效应的思维模式，应该认真思考在支出扩张压力日渐强化的条件下，采行减税政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挤压债务增长。

　　结构性减税的实施策略

　　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制定税收政策时，首先就应以综合平衡的观念来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就减税论减税。目前我国已明确了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思路，但在如何具体落实方面，确实还需要研究很多问题。从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战略看，应重点把握好三方面问题。

　　第一，结构性减税并不是刚起步。结构性减税的核心要义是公平税负。从2003年开始我国就已分步推进结构性减税：取消农业税，促进农业发展、为规范农村收入筹措制度创造条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工薪课税费用扣除额（从800元提至2000元），建立合理的联动机制，进而公平个人所得税负担；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把税率统一到25%，为内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把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通过增加抵扣项目为企业投资行为创造合理的制度环境。前期的结构性减税起到了保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也形成了新的税制体系。可以肯定，后续的结构性减税，要以前期的改革为基础。今后制定结构性减税政策，首先要认清哪些前期已经做到位，哪些才是需要进一步做的。

　　第二，注重税制结构的整体优化。结构性减税归根结底是税制结构的优化，既要发挥税制的宏观调控功能，又要发挥税制的收入筹措功能。就前者而言，绝不能说减税促增长才是合理的，增税保环境、节能也是合理的。结构性减税要减的是不公平的税负，合理的税负还要保持、该增加也要增加。在本轮税制改革过程中，流转税和所得税都有大动作（增值税转型、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财产税方面，我国已决定统一内外城镇房产税制，但并未涉及财产保有环节的课税。显然，现行税制内在均衡性尚需强化，这并不仅是就税收结构而言，更主要是就税制变动要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间关系而言的。这其中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资源的过度耗费和环境的破坏没有稳定的治理资金来源，有必要在前期减税降低了流转税税基和所得税负担的基础上，适时改革资源税制，把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当前资源价格大幅下调，而能源价格尚未大幅改革，这是改革资源税的有利时机。同时，我国也应研究建立环境保护税制，使企业承担一定的外部负效应成本，形成环境保护稳定的资金来源。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有两个选择：一是进行费改税，把排污费改为税，正式列入一般预算管理；二是设计新税种，专项筹措环保资金。该税基具有明确针对性，可采行复合税制，针对不同的污染源分别采取从量计征和从价计征两种方式，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应带有一定的累进性。

　　第三，妥善处理减税与补贴之间的关系。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正在扩大政策补贴支出规模，比如家电下乡补贴，2月1日起补贴范围又扩大到空调、摩托车、电脑、热水器等。政策性补贴一直是我国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当前政策性补贴的特点是从刺激消费角度如手保增长。政策性补贴和减税本质上具有同等功效，都是让利于企业，前者的优势是针对性强，后者的优势是普惠，直接拉动整体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特别是现在采行的税额式减税和税基式减税普惠作用更为突出。但是，现在必须注意有效利用这两个手段。至为关键的是，当我们已经大幅度减税时，就要充分考虑控制政策性补贴范围的扩大。也就是说，政策性补贴只能用在个别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明显、事关基本生活消费、群体利益增长的产品生产和流通上。

　　（作者：白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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