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7日，备受世界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正式召开，一时间哥本哈根承载了太多的希望和期待。然而，经过12天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却以通过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宣告闭幕。这一结果虽然比事先预料的不欢而散的尴尬要“好看”，但还是留下太多的叹息和遗憾，因为没有法律约束力，协议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承载着为未来全世界发展环境制定共同协议的重任，如果本次会议没有达成新协议，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到期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影响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土地以及食物。也因为这个原因，本次会议被广泛视为是人类遏制全球变暖行动最后的一次机会，它将决定人类和地球的未来。

　　正是由于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责任如此重大，涉及到各国的具体利益，所以从会议一开始，就陷入纷纷扬扬的争吵之中。

　　哥本哈根马拉松式的谈判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集团以攻为守，抢占先机。会议一开始，发达国家集团密谋的《丹麦文本》提前曝光，文本规定2050年前，发达国家的排放可比发展中国家多一倍，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减排表现给予拨款的权利，并且融资大权交由西方控制的世界银行。这样显失公平的协议大大激怒了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强烈的攻势下，发展中国家集团迅速抱团，并进行了有效反击，坚守《京都议定书》。

　　第二阶段：发达国家集团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试图各个击破。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集团采取分化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找准一个国家就集中攻击，如全力把巴西从“基础四国”中分离出来等。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内部一致性暂时丧失，内耗加重。

　　第三阶段：重现僵持，发展中国家力抗英美联合施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谈判中互不相让，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长期资金援助和自己的减排目标上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这种对峙降低了各方对最终协议的期望。中国在谈判会场上，反驳了发达国家在减排衡量、核查标准等多方面的公开非难。

　　第四阶段：经过最后的努力，两大阵营达成妥协方案。由于分歧太大，几近崩溃，大会不得延期闭幕，经过各方斡旋，以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签订的不具约束力的多国协议为脚本形成《哥本哈根协议》草案，在正式通过之前曾盛传被大会否决，全世界为之惋惜。但峰回路转，19日下午这份草案最终又获得通过。

　　富有幽默感的丹麦艺术家，在哥本哈根艾美琳堡附近海边与著名的美人鱼雕像相距咫尺之遥的地方，树起了名为“最肥的幸存者”的雕像。在这尊雕像中，一个手拿天平，象征着正义的西方肥胖女人，骑压在一个骨瘦如柴的非洲气候难民的脖子上，口中念念有词，“我正坐在某人背上，在重压之下他就要沉到海中，我愿意做任何事去拯救他，除了从他背上下来。”

　　这座雕像表明，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的气候变化，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但即便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承担减排义务。可以说，哥本哈根会议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在僵持局之后，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在各方博弈下仍旧无法得到终极回答。

　　共识中难掩失望

　 《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口水战，每天都在吵吵闹闹，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还十分罕见。

　　在丹麦这个盛产童话的国度里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为这次会议涂抹上很多童话的浪漫色彩，有红色的期待，金色的希望，也有黑色的阴影，褐色的悲观。但随着会议的进行，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会议逐渐褪了色，变成了一场拼抢话筒的闹剧。

　　无论是迟到的奥巴马、愤怒的查韦斯，还是一厢情愿的拉斯穆森、千方百计“和稀泥”的潘基文，他们在强调减排和温控方面“全球共识”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强调“妥协”，这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一个尴尬的事实：在宣誓环保决心，表达减排姿态后，所谓的全球共识并不多，甚至妥协也难得一见。温控指标、减排义务、援助义务、环保监督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着明显甚至是巨大的分歧。减排涉及到各国的利益，但最终关系到全球利益。

　　应对全球变暖，谁都不能逃避责任。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同，各方应对全球变暖的能力也有差异，由此决定了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各不相同。然而，在各种国际场合，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些发达国家把全球性环境污染归咎于发展中国家，一味地批评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依然秉持着这种态度，大搞单边主义，只顾争取自身利益，根本无视自己的责任和国际规则。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指出，正是发达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生产方式，造就了今天的气候变暖。

　　在全球变暖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应该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实际上也是在“还债”。诚然，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工厂，但必须澄清一个事实：这些工厂大多是在替发达国家生产产品，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工厂，发达国家既赚取了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同时也把污染留给了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大多是在发达国家消费的。

　　烫手山芋留给墨西哥城

　　2010年，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城将从哥本哈根手中接过烫手的山芋。从此，将成为东道主的墨西哥城不再轻松，它至少要面对三大难题。

　　难题之一：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建议，到2020年，发达国家至少要减排25%—40%，就目前发达国家所作的承诺而言，作为一个整体，离2020年减排25%的最低目标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难题之二：资金、技术支持问题。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承诺，原本是哥本哈根会议的议题之一，但却没有达成预期成果。发达国家暂时只肯就未来三年每年的资金作出承诺，走一步看一步，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长期融资，对发达国家的短期行为存有戒心。

　　难题之三：减排监察问题。发达国家在表示愿意掏钱的同时，又提出要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公开透明为附加条件，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国际“三可”（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作为前提，来要挟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墨西哥城会议需要商定一种恰当的方式来检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效果。

　　如果再出现意外的话，墨西哥城会不会步哥本哈根的后尘很难说。不过，尽管气候谈判仍很艰难，但人类已经意识到维护地球安全的重要性，最快在50年内就会遭海水淹没的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也许是对全球所有国家的一个最好的警示。

　　我们应该看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一场新的全球化运动的起点，是人类共同应对自然的集团冲锋，最后的协议虽然缺乏约束力，但这一步跨出去了，就给了世界一个方向，包括各个角落的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在一个问题上齐心协力，这就是人类与地球的希望所在。

　　正因为如此，坚持《京都议定书》框架，遵循巴厘岛路线图，墨西哥城气候大会依然值得期待。

　　（作者：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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