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经济学宗师保罗·萨缪尔森走了，从此，人世间的经济学殿堂里，或许会增添更多派别争执，而天堂里的经济学花园却不再那么嘈杂了。

　　萨缪尔森的离去对于中国经济学界，引发了一轮新的纪念高潮。有些人免不了会寻找线索，扯上一点跟萨缪尔森的学派渊源。习惯了派别划分的当下语境中，当试图给萨缪尔森寻找一个学派归属时，却发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人说他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但他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却非常迷恋；有人说他就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他又是市场经济的坚守者，对效率、需求、供给和货币等内容的阐述，遵循着经济学的根本原则。

　　因此，很难用一句话和一个派别，来评价这样一个综合百家之长，融合冲突与矛盾的大家。他没有明显的学派，他将散落的经济学理论综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有逻辑的整体，他把经济学暗存的一致性逻辑描述得淋漓尽致。从他这里，经济学才回归到了一门完整的科学，而不是不同学派据理力争的观点冲突。

　　萨缪尔森也自认为是“中间道路经济学”的推崇者，正如他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认真研究经济师的经验，加上50年来学习和发展错综复杂的经济理论，都迫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可以肯定的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也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以及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今天回头来看，我们惊叹于萨老的预测能力。他对自由放任市场后果的描述，正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一名“混合经济学”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其体现的当然不只是“折衷路线”的选择，还包括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外部的扩展，将经济学与数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综合在一起。

　　当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名家还在宣称经济学就是研究“利润最大化”、“效率最优化”时，萨缪尔森却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公开承认，自己的准则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他还说：“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但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

　　平等与效率，既是经济发展中难以平衡的矛盾，也是经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道：“在平等中加进一些理性，在效率中加进一些人性”，这是二者之间躲不开的替代关系。萨缪尔森称由此产生的妥协为“有心灵的经济学家”。

　　这足以表现出了萨缪尔森的心灵。他以美国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在告诫同行，知识和技能本身，并不能使人类具有崇高生命。同样，忽视平等、缺乏公正的经济增长，也将失去经济本身的意义。因此，萨缪尔森希望经济学仍然是一门道德科学，也希望经济学家拥有智慧之心。

　　增进社会福利正是经济学的目标之一，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人文关怀，应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并努力促进社会进步和公正。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能逃脱和必须考虑的命题。

　 “会说供给和需求的鹦鹉也是经济学家”，这是一个极端的笑话。但在现实中，那些整天唠叨着效用曲线、边际效应、有效供给、需求函数和效率最大化等概念的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应该在对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富分化悬殊问题上多下些功夫。

　　套用概念，解决一些表层的现实问题，这只是经济师所干的行当，离经济学家的距离还很遥远；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兼具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这样的经济学宗师还需要不断锻造。重温萨缪尔森“有心灵的经济学家”说辞，或许对我们有更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杨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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