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剧变之下，世界经济经历了代价高昂的调整，触底之后渐趋稳定，在疗伤和喘息中，等待复苏的到来。中国经济却似乎具有抵抗地球引力的魔法，凭借着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政府投资亿万元上演了传统增长模式令人眩目的一幕：中国经济不仅避免了痛苦的调整，而且保住了增长8%的幸运数字。

　　这次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景气循环，而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它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这样的失衡源于经济全球化和政策本地化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2010年中国经济能否续写传奇?

　　“三化”蕴藏增长引擎

　　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10年极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外部经济即使走出衰退，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是常规的商业景气循环，而是深刻的结构改变，复苏并不意味着回归原有均衡，而是在更低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世界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靠借债维持繁荣，“去杠杆化”将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的消费习惯，中国将面对一个萎缩了的世界市场。

　　展望2010年，更无理由对传统增长模式感到乐观。政府部门已开出了长长的名单，列出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有色金属、电力、煤炭、造纸、皮革、印染、造船、化肥等。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多少行业产能不过剩呢？连基础设施也出现了明显的供大于求迹象。政府可以大规模举债，也可以继续督促银行放贷，但制约投资增长的瓶颈因素不是资金，而是能够产生效益新的投资项目。

　　如果出口与投资疲软，到哪里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五年前对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GDP增长进行了回归分析，试图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财政开支与GDP增长无关，政府花钱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从实证上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用。决定各省GDP增长的是民营化（民营部门产出/总产出）、城镇化（城镇人口/总人口）和全球化（出口/GDP），简称“三化”。作为一个大致的统计规律，一省的“三化”指标越高，GDP增长就越快。

　 “三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不必动用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简短的历史回顾即可说明这一点。

　　民营化始于1978年，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为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到了上世纪80年代，城镇个体经济萌生，民营化迈出新的一步。城乡经济的民营化突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的束缚，为个人致富开辟了虽然有限但毕竟是崭新的空间，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经济活动积极性。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包括开办企业、尝试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经营管理、研究与开发以及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民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和积累着财富。

　　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了城镇化的过程。城镇化是拉动财政的有效措施，扩大城镇化一方面能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能创造新的需求。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6%，远远低于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城镇经济比农业有着更高的效率，城镇就业人员也因此获得比农民更高的收入，以此带动更多的需求和更大的市场，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民营化和城镇化交互作用，形成了良性循环。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超越了国界，在供应能力急剧增加而国内市场渐趋饱和之际，国际市场的开拓正逢其时，它推迟了过剩产能的调整，延长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实际上，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不只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外资的引进和早年经济特区的建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当时还不知市场为何物的民众和政府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观察和体验市场经济，并逐步学会了用市场“无形的手”进行资源的配置。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三化”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民营经济的产出从几乎为零增加到接近GDP的一半，城镇化指标从18%上升到46%，进出口总额则从GDP的10%大幅提升到60%左右。尽管如此，中国的“三化”水平仍然较低，暂且不论欧美，与东亚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对GDP之比已超过日本，但考虑到日本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进出口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而且中国的这个指标也还低于韩国的80%-90%。至于城镇化指标，日本是66%，韩国为81%。差距最大的当属民营化，除了公用事业，日、韩两国基本上没有国营企业。

　　“三化”期待真正重启

　 “三化”的差距就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能够提高“三化”的程度，中国经济不仅将保持增长的动力，而且结构也会更加合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要进一步推动“三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突破现有体制的瓶颈。

　 “三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自下而上的渐进道路。改革的初始萌芽来自于基层和民间的探索，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镇的私营个体户。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及时发现民间的制度创新，并将这些创新总结提高为政策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渐行渐远，尽管民间的制度创新依然不断涌现，但体制上的改革却难有超越，在“加强监管”、“有序竞争”、“规范市场”、“标准化”等口号的背后，部门利益的冲动也陈杂其中。

　　2009年，国有企业借政策和资金的优势，在钢铁、煤炭、民航、房地产等行业中大力扩张，民营企业则退让回避，或者主动改造自己，引入国资，以求生存。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执行了拉动内需的政策，数万亿元的贷款和财政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国有部门。持续了30年的民营化则基本陷于停顿，虽有保证民营经济平等待遇的各种文件，在现实中却是口惠而实不至。

　　城镇化也碰上难以逾越的障碍，高房价使普通城镇工薪阶层都难以承受，遑论进城的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只能把家人留在农村，自己住在集体宿舍，春节前后则潮水般地往来于城乡之间，成为永久的流动人口。发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是必要的，但这远远不够，要想产生城镇化的效应，必须解决农民工的医疗、子女教育以及最重要的住房问题。没有这些条件，农民进了城也住不下来，城镇化也就无法提高。要为农民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教育和住房，就需要解除管制，开放投资机会，鼓励社会投资进入。

　　凡商品太贵，多为供应短缺所致，住房的供应由土地决定，追本溯源，高房价的背后是土地供应的不足。在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地方财政开支不断增加，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房价下跌时，总会有政策出手托市的原因。

　　要想继续推进民营化和城镇化，就必须改变政府的利益机制。而改变政府的利益机制，除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别无他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同时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问题是清晰的，解决方案也已经给出，需要的只是勇气和魄力。

　　（作者：许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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