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国内权威机构的最新预测,中国有望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而油价的再度调整以及中石油在全球企业中跃升的地位,已然将石油放大到能源问题这一大背景下被重新审视。石油不仅关乎国内的相关经济领域,更受国际市场多种元素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将其推入到国际舞台中央,看其受何影响,又被影响几何。
石油的“经济基因”
油价的波澜不惊,让市场感受到其背后强大的能源经济效应。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大格局,如何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是石油市场映射出的潜在问题。而中国的能源安全不只是一个石油储备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涉及到能源价格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影响石油价格上涨的基本因素是石油供需,现实的石油供需情况是需求仍将比较大幅度地增长,特别是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供给方则看重石油需求增长潜力、石油储备和石油替代。
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没有有效的替代,那么需求量增长将加大稀缺预期,而稀缺预期推动的不是供给,而是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风吹草动,如地缘政治、美元贬值等,都会引爆油价加速上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油价上涨归咎于投机,而忽视了石油需求的基本面和石油替代。
如果想要缩小石油的稀缺性,除非找到经济可行的替代。能源经济学的替代理论说明,整体经济或某一制造业部门的能源、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各国在不同时期,资本和能源有时具有替代性,有时具有互补性。随着能源价格提高,节能技术被大量使用,以节能为目标的资本投入将使能源消耗下降,这时能源和资本之间通常表现为替代关系。
放眼国外定价始末
近期,国内成品油价再次调整,而在成品油定价问题上,其他国家大致经历过从管制到市场定价的过程。举两个例子:韩国与印度的价格机制改革,它们的石油价格改革过程表面上很相似,成品油价格机制基本都经历了政府定价、与国际市场接轨、价格市场化三个阶段。但由于国情不同,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相异,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成功实现了石油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而后者的改革却几经反复,最终走回政府定价。
韩国1993年以前是政府定价。1994年1月-1996年12月,采取与国际市场价格联动,这一阶段又分为与原油价格接轨和与成品油价格接轨两步;1997年1月以后,石油价格市场化。韩国政府放开国内成品油零售价和批发价,对内放开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及分销业务;允许外资投资韩国炼油业,开始对外国开放石油零售;取消政府对炼油新增设备的控制并对外资开放,允许外资持有国内石油公司50%以上的股份;在国内石油公司基本控制了油品销售网络之后,政府为促进石油公司整合成品油零售市场、提高公司竞争力,进一步减少了对国内石油公司的保护,于2001年9月开始允许加油站经营多种品牌的油品。从此,韩国石油业完全进入了市场竞争时代。
为防止不正当竞争,韩国通过制定“公平交易法”来规范市场行为,韩国的公平贸易委员会作为韩国的反垄断机构,对国内各家石油公司油价的制定进行监督,以防止国内石油价格非正常上涨;此外,韩国政府通过税收对市场价格加以调控,还对农业和渔业用油实行免税,并对出口油品实行退税政策。
印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政府定价;2002年4月,印度取消了对油价的全面管制,实行了有管理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企业有了一定的定价主动权,但政府并非对油价放任不管,因此被称为有管理的市场化定价。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油价向印度国内的传递,但国际油价一直走高,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2005年以后不得不对改革进行调整。到2006年2月,印度市场一揽子原油价格达到63.2美元/桶,印度政府不得不收回汽油和柴油的定价权,印度成品油价格机制刚刚迈开一步就又退回到政府定价模式下。
实际上,韩国和印度的石油市场价格改革的背景都与中国很相似,但由于种种原因,政策取向的不同导致改革的结果迥异,两者的价格改革过程对于我国的石油价格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相对于完善成品油价格机制,更为紧迫的是研究如何应对国际油价的进一步上涨以及成品油价格机制的潜在威胁。
能源效率再思考
石油定价的解读,将能源延伸到“节能”这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焦点中,而重回能源稀缺性这一话题,“节能”将是永久倡导的解决良方。而究竟是通过提高能源价格还是以政府投入来达到“节能”的最终效果?简单地说,提高某种能源产品的使用效率,开始会降低该种能源的消费,然而如果能源价格不变,因节能使得产品成本或能源服务使用成本下降,则会引起能源需求的反弹。许多研究证实了这种反弹效应的存在,它使政府为提高能源效率而进行节能投入的效果小于预期。
通过提高能源价格迫使个人和企业进行节能投入,实际上是通过能源价格上涨,为能源服务成本的增加提供了节能动力。对个人和企业而言,因能源效率提高的节省将抵消能源价格上涨对成本的影响。如果整体能源成本没有下降,就不会有需求反弹,或者其反弹效应更小,进一步说,能源价格的上涨抑制了需求反弹。因此,以提高能源价格来实现节能更有效。
反弹效应和能源替代说明,现阶段中国增加资本投入将导致能源需求增长,能源和资本是互补关系。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将同时进行。如果承认目前中国节能减排的迫切性,就必须通过逐步提高能源价格,尽快使资本和能源之间出现替代关系,从而提高能源效率。
反弹效应和能源替代还说明,节能减排应当遵循“市场为主,政府行政为辅”的原则。行政的节能措施可能有短期效应,但社会经济成本会很大,不是长效机制。对于降低中国的碳排放,节能的意义是重要的。中国目前经济粗放意味着比较大的节能空间,节能成本比清洁能源要低,这可以避免清洁能源的“副作用”。
再读石油安全
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3%,如果按照当下的需求增长速度,估计2015年石油依存度可能达到65%,超过目前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而快速增加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能源安全。
考虑到中国的石油需求总量,需要进口的石油量越大,受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也越大。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油品以及相关生产资料的价格(如粮食、煤炭等),甚至影响市场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趋势。国际石油价格走高及其大幅度波动,对今后中国宏观经济和能源使用安全性将产生一定影响。
以往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往往意指石油战略储备。显然,针对石油供应的突发事件,诸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中国必须通过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来防范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目前,国际上主要的石油消费大国,如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已建立了发达的石油储备体系,发达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均达90天以上。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的长期石油战略储备应该考虑至少90天,将储备规模动态化,既满足本国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可以减少大规模的石油储备所引起的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中国的能源安全并非只采取石油战略储备就可以保障。对中国能源安全更为广义的界定是,充足的石油供给和稳定的石油价格,逐步降低对其他国家的石油依赖。
突破地缘限制
石油毕竟是全球共同拥有的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发展趋势不能仅局限于国内。面对全球变幻的石油格局,中国石油“走出去”的思考主线不能遗弃。“走出去”的海外战略主要是通过石油贸易买入,或者参与产油国共同开发当地油田。能源企业“走出去”靠的不是运气和勇气,而是强有力的能源外交和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和经验积累。
中国石油“走出去”并非从容之举,目前看来许多方面有待完善,尤其在管理人才和企业经营经验方面。发达国家的石油商在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占据了世界各地包括所有较好的石油资源与市场,也获得了经营管理经验和大批经验丰富的人才。中国企业现在想要参与开发海外石油资源,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林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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