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通过“低价工业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形成了巨大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工业产品的全球无疆界规模扩张。目前，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接近一半，而继续对第二产业规模进行扩张面临诸多挑战，因为以全球为基础的工业化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在中国已经基本告一段落，探寻新的资源配置机制、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革，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题。其中，保持我国城市化的顺利推进，自然就成了核心问题。

　　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也推动了工业化的深化。各种发展资源快速向城市集中，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提升了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和产业的效率，通过城市的“规模经济”来推动城市的快速膨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城市化是中国重振内需和结构转变的枢纽，也是未来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

　　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由诺瑟姆1975年总结为城市化发展曲线（即S型曲线），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小于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水平才略微加快；第二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城市化进程出现加速阶段，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才会逐渐稳定下来；第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此时社会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城市人口保持平稳。

　　我国2008年的城市化率为45.68%，正处于加速阶段。我们用城市化的Logistic函数以1800年为基期，对1978年—2007年分析得出中国的城市化模型，其城市化增长速度为0.04357，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0.01729。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预计在2011年—2016年之间）结束加速城市化过程，这一期间的城市化增长率约为1.09%，城市化率则在47.93%—53.37%之间，此后中国的城市化增长逐步放缓，但增长速度仍很高。按照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到2015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2.28%，2020年城市化率为57.67%，2030年城市化率则达到67.81%。要完成2030年67.81%的城市化水平，按照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5.68%计算，今后每年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近1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有近14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来。如果目前的城市化势头保持不变，中国城市化率在2030年达到68%左右是有可能的，但鉴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很大的比例，且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等因素的影响，68%可能是中国未来20年城市化发展的顶部，此后城市化水平将维持在68%左右一个较长的时期。由此可见，在未来近20年的时间内，城市化还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然而，现实挑战也随之而来，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城市化的成本较高（各类要素价格快速上涨），这会损害城市的产业竞争力，也直接导致城市化本身的停顿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能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是城市产业有足够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又来自合理的收益率水平的保持，城市化能够继续的条件是要素集聚产生的规模收益，它能抵消城市扩张产生的各类成本的提高。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成本提高较快，在城市化进程中应适当采取一些措施。

　　“城市化”破题之举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步转向效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使要素的配置更趋优化，从而使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集中的有规模的市场，并且会由于企业和人口的集中而在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形成溢出效应，因而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外部成本也会上升，包括由于人口密集导致的居住、交通、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增加，生存环境恶化等，为此需要付出巨额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及环境治理成本。

　 　1. 合理控制城市公共支出成本的过快上升

　　与“低价工业化”相比，中国城市化将遇到的是预期高成本。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政府通过价格举措实施低价工业化；而在城市化阶段，中国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抑制弹性工资和增加职工社会保障费等方法形成了高价城市化。城市化高成本包括：（1）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和高价的房地产，水电、燃气、公路和绿地等都是高投入，需要政府推动。（2）城市劳动力的高成本和运营中的高税收。农民一旦变为市民，社会保障成为必需，大量公共支出如住房、教育、环保和城市公共交通与运营等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为了支付大量的公共支出，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就需要为公共支出而征税，使得税收附加在劳动力成本上。

　　对于许多地方政府，城市化过程中的资金约束是一个现实的障碍。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有税收、收费、上级政府补助三大块。由于税收和收费是受经济发展条件限制的，而上级政府的补助也是有限的，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弥补用于支持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经常收入来源的不足，通过城市化过程大量出让土地来满足支持城市化的资金需求。按照目前我国对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做法，土地资产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土地有偿转让收入由县市地方政府所有，计入预算外收入，这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领域。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飞速增加，2007年已经突破万亿元，超过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财政”。地方政府如果过度追求“土地融资和土地城市化”这一目标，结果可能会偏离城市化预期成本，使得城市化成本上升过快，微观负担快速增加，城市化带来的规模效率抵不过城市化带来的“高成本”，直接影响到工业、服务业的产业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2. 城市化与工业化应合理兼顾

　　国外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和工业化呈阶段性特征，即在工业化初、中期，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还不高，城市化水平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呈正相关性；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服务业在GDP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工业占GDP的比重则降低，而此时城市化水平仍逐步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呈现负相关的特征。

　　目前，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接近一半，GDP增长主要还是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工业竞争力还很强劲，并有一定上升空间，所以应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保持中国工业长期的国际竞争力。从全球制造业的分布看，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因为海路运输的成本最低，中国制造业先是沿着海岸线，到现在是沿着长江走，所以现在中部承载着从东部转移的产业。这里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中部地区是中国的粮仓，耕地的保护压力大，这就使得中部地区城市化模式至关重要。城市化对制造业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大量内迁，压力都集中在了中部。如何平衡城市化速度和保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出服务业，这成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无论如何，中部城市必须是集约型的，不单土地节约，而且成本不能高。

　　发达地区接下来怎么办？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所以东部地区重点是如何发展未来的服务业，能够更好地集约并吸纳新的劳动力；如何承包国际的分包服务业，发展能为工业服务的服务业，能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服务业，这三者的发展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3. 政府转型是城市化模式选择的关键

　　在中国，各项要素都与政府有关联，因此，如何选择资源合理配置机制，事实上决定了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城市化成本主要由社保支出、行政管理费用和住房价格决定，而它们又决定了城市产业的竞争力，要控制城市化成本过快上升，政府可起到关键作用。

　　一是政府要降低行政成本。要建立一个高效、低成本城市运营机制，以及选择比较合理的城市福利水平。当前，城市化高成本一部分与多层次的管理体制有关，这使得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规模运营。要调整，除了国家要在战略层面进行土地规划外，地方政府也要配套改革。

　　二是要推进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全国社保体系的建设。只要推进城市化，政府就不能把收入中的大部分投向生产领域，而是转向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提供社保，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分散进行，要以全国为基准进行规划和建设整体社保体系。合理控制支出规模，提高保险覆盖率。
三是政府要介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开发中去。政府如何保证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以降低城市化成本？计划经济时代是通过单位来确保，现在这一条路不行，因此需要另寻他路，大量数据证明，亚洲地区都是采用集约型城市化，同时尽力降低城市化速度和成本，以保持制造业的优势。城市保障性住房必须从战略角度看，必须由中央政府去实施。城市化中的土地和住房是中央政府没有介入过的，这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有关。而中央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现在有所改变，中央在发国债时，直接从地方政府手里购买经济适用房，但数量小，不过这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刘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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