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演变，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为巩固经济复苏、重建市场信心，美欧正加大力度推行金融机制改革，即旨在堵塞各自金融体系漏洞，避免金融危机重演，更致力于重塑金融竞争力和掌握金融话语权。
美国的金融改革走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最前列。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Dodd—Frank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成为指导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法律基础。欧洲不甘于后，自2010年9月将全面讨论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从目前看，新的机构、新的制度构建已现雏形，同时在金融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也浮出“水面”。
就整体框架而言，欧洲金融监管方向严于美国。欧美在加强金融监管具体措施的考虑上都流露出“单边主义”倾向。欧盟倾向于建立超国家监控机制；美国则主张依靠国内监控。美国金融监管是对“点”的“原则性监管”，为银行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而欧洲金融监管是对“面”的“规则性监管”，相对更为严格。
从大的方向来看，美国银行业将受制于“沃克尔”规则和衍生品交易的限制，而欧洲银行业将受制于银行税。究竟在这场博弈中谁将胜出，未来1年—2年内美欧监管细则的制定和调整将极为关键，但无论如何，全球银行业生态将因此而变。
其一，国内金融改革法案或上升为全球规则
美国不仅处于金融领域的发展前沿，而且在IMF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监管组织具有主导性的发言权，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多次公开表示，美国金融系统的强大归于其在全球范围运营，而各国金融监管标准的不一致，将使美国金融系统在风险中运行。如果美国不能在金融监管改革上承担领导责任，那么全球金融规范将难以统一。因而一直以来，掌握国际金融体系主导权的美国将继续采取措施，防止他国对其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其国内金融改革法案必将深刻影响全球金融改革和《新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其法案中的部分条款甚至可能直接上升为国际组织制定的所谓全球规则。
欧盟将把其监管标准推向国际，推动有关国家参照制定。建立统一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已是大势所趋，饱受美国投机资金打击的欧洲国家，势必会牢牢抓住当前欧洲债务危机提供的契机，通过加强区域内金融监管，打击外来投机操作，进一步提高欧洲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
然而，目前建立全球统一金融监管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有可能就加强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标准达成共识，然后在共识的基础上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
其二，资本流动趋向“监管套利”
所谓“监管套利”是指大型金融机构利用不同监管机构制定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规则或标准，选择金融监管相对宽松的市场展开经营活动，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规避管制和获取超额收益。
从目前美欧各自的金融监管改革框架来看，美国比较灵活，而欧洲相对更为严格。从这方面来看，欧洲资本流出的情况可能比美国更为严重。
美国通过限制银行在本土的自营、投资对冲/私募基金和衍生品交易，试图把银行风险从本土向海外转移；同时，美国通过放弃对银行征税以及通过保持对冲基金的宽松环境来吸引国际资本继续向本土流入。相对而言，欧洲用银行税降低了银行在欧盟境内的整体风险，但也可能导致金融资本外流。虽然银行混业经营在欧洲并未受到影响，但银行税和银行薪酬的限制可能使部分金融机构迁至中国香港或新加坡这样的金融市场来完善。如对冲基金研究机构（HFR）的报告显示，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对冲基金共有约677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而同期亚洲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达770亿美元。预计未来两年，亚洲（除日本）的基金资产规模将增长70%，超过全球50%的增速。
其三，国际银行业调整结构
“高杠杆”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美欧金融变革的实施加快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过程。据测算，银行集团和私募基金平均将有10%左右的收益受到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其经营稳定性和市场信誉度反而上升了，因为该规则虽然会让当期的财务减记，但其经营反而有政策托底。美欧金融改革的推进，更多地体现在对银行业结构上的影响。
1.并购整合步伐加快。首先，大量中小银行破产导致行业集中度日趋提高。2009年，美国银行倒闭数量为140家；2010年截至7月30日，银行倒闭数量已经达到103家，其中多数为资产规模小于100亿美元的地方银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仅2010年一季度，FDIC“问题银行”名单上的银行总数已经由2009年四季度的702家增至755家，而截至3月31日，FDIC承保的银行为7932家。根据FDIC的预计，银行倒闭潮将在2010年达到高峰，这就意味着今年美国银行倒闭总数很可能超过2009年的140家。其次，国际银行业的并购重组浪潮升温，监督压力在未来三年内可能增加。随着更高的资本要求和贷款增长疲弱，大型银行将不得不寻找更多创造性的方式使用资金并促进盈利增长，而中型银行在新的立法下将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并且在2011年—2013年成为自愿出售的卖家。
2.资本节约型业务成主流。美欧银行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通过精细化资本管理、准确科学地计量资本、提高风险定价水平、持续优化流程以及加快资源整合等策略，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尽可能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近期，华尔街大银行纷纷开始根据新金融监管法律调整业务和资产结构，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和AIG等。虽然美国新金融监管法律为银行调整业务留出了长达七年的时间，但显然华尔街大银行已经开始打算节约资本，以此规避未来过高的融资压力和税收成本。
根据美国相关电视台的报导，高盛集团可能于近日宣布，将旗下自营交易业务中的股票部门Principal Strategies和固定收益部门Special Situations进行剥离。Principal Strategies被剥离后将成为独立的对冲基金运作。另外，市场还传闻高盛正在研究是否分拆私募股权投资子公司。根据路透社近期的消息，摩根士丹利和美银美林近期也都在考虑向美国黑石集团出售旗下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股权，规模分别达到11亿美元和20亿美元。
3.经营业绩分化。根据摩根大通的研究，针对较高风险活动实施更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使拥有高杠杆业务的美欧银行的长期盈利能力下降近1/3，2011年这些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将从15%略降至11%。2010年二季度的华尔街财报也显示出其影响，位居美国银行业前三位的高盛集团、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盈利水平低于预期，与2009年底至今年第一季度收入大幅回升形成鲜明对比。扣除优先股分红之后，高盛集团的净利润为6.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34.4亿美元下滑了82%，每股收益仅为78美分，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93美元，也低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的1.99美元；美国银行净利润31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均持平，但收入降幅分别为11%和9%；而花旗银行盈利则为27亿美元，同比和环比降幅均为37%左右，收入分别下降33%和17%。而专注于传统信贷业务、且杠杆倍数较低的银行所受的影响可能较少。今年二季度，摩根士丹利表现出色，净收入达到8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4%；纽约梅隆银行当季盈利大幅提升超过两倍，由去年同期的1.76亿美元和每股15美分，升至6.58亿美元和每股54美分；而道富银行二季度同样实现盈利，每股收益87美分，与去年同期亏损7.12美元的成绩相比出现了质的飞跃。
4.业务重心转向海外。就美国银行而言，金融危机后的银行业盈利复苏主要来自交易业务，其中包括衍生产品交易。面对被限制的衍生品交易，可行性最大的规避手段就是转移业务到海外去。只要交易不在美国，监管法案就涉及不到。欧洲银行为了躲避银行税，汇丰早已把业务重心向亚洲转移，渣打银行近日也流露出欲迁出伦敦的意愿。作为金融市场税收和监管都较为宽松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新加坡可能成为这些业务的流入区域，从中受益。但要注意的是，在受益的同时，金融风险尤其是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风险也同时转移至这些区域。因此，今后十年内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可能大幅增加。
其四，场外衍生品交易内生化过程仍将漫长
目前，场外交易的衍生合约总额超过交易所交易衍生合约总额的7倍—8倍。场外衍生工具具有效率较高、多变和个性化的特点，部分结构设计复杂的衍生产品则有高回报。对场外衍生品的监管还需等待细则进一步的明确。因此，即使未来场外与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合约有可能出现平分秋色的趋势，恐怕也是相当漫长的过程。
另外，场内交易意味着更多的费用和税收，这可能也是监管机构乐于见到场外交易纳入场内的动力之一。除非场内交易成本降低，否则场内交易追赶场外交易规模仍然存在先天不足。
不过，场内交易的确能带来更高的流动性并减小对手风险。因此，如果美欧今后针对风险程度征收交易税或者对场内交易给予优惠政策，场外交易内生化过程或许可以有所加快。
其五，金融产品仍将不断推陈出新
国际银行业的金融创新节奏可能会放慢，但创新浪潮不会衰退。创新的客观基础——企业和金融机构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及增加金融工具流动性的要求仍然存在。全球化的持续竞争压力，也不会减少对金融创新的需求。
近期，美欧围绕衍生品交易规则、监管环境等采取的措施，也是着眼于未来建立一种更稳定的金融创新激励机制，使监管系统反应更为灵敏，结构更紧密，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创新活动。可以预计，金融产品仍将根据客观需求而不断推陈出新，如围绕碳排放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金融创新，已经成为了金融市场的新贵。
（作者：史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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