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理论界有一种声音，为保证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及维持宏观稳定，继续扩大内需是必须要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规划了未来五年十项重要的任务，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扩大内需。由此可见，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各方的共识。

　　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扩大内需？当前和长远的目标是什么？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还有相当大的争议。我们从这次《建议》中看到了一个有希望的方向，即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中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政府支撑原动力

　　《建议》中政府希望通过不断扩大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来保证劳动者的收入有一个稳定提高的环境，并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也就是，一方面使百姓的收入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使百姓敢于花钱。

　　通过城市化和不断扩大就业来改善农民的收入环境，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却是，高速的城市化使城市劳动力的供应非常充裕，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增长缓慢。虽然近几年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有所上涨，但由于物价、房价的上涨使得低收入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增长不多。这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如果仍然追求城市化速度，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尽快进入城市，则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提高还是很难，并且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压力，导致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而如果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则这些年城市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大量闲置，许多城市会形成空城，地方财政收入也难以为继，农民的增收渠道也会减少，这一矛盾可能会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整个过程。所以，城市化不一定是解决劳动者收入增加的唯一途径，还需要其他政策措施。

　　而所谓的城市化，其实就是过去在农村生活的居民进入到各种类型的城市，并在城市中从事生产和服务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展开的，最早进入城市的人大部分都在工厂，后来随着城市的扩大，有一部分人开始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目前，城市的第三产业容纳了大部分新进城市的劳动力，但多数从事低端的服务工作。由于受国家政策的控制及企业垄断的影响，中国城市的高端服务业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容纳的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且整个服务体系也尚未完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城市已经进入了完全的服务业经济，工业部门容纳的劳动力在不断减少，而需要得到发展的是城市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是一个大的概念，只要与服务相关就可以涵盖进去，其中与居民吃、穿、住、行相关的是一大块，但如果一个城市所有的劳动者都在从事相互之间的服务，那么这个城市就得不到发展，所以城市的第三产业还有一个为工业服务、为外部服务、为人的未来和健康服务的功能。目前，中国的城市服务业不单是相互之间的服务体系不协调，更缺少的是为工业服务、为外部服务、为人的未来和健康服务的服务项目。由此可知，打破服务业的垄断格局，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应是未来政策的一个重要指向，“十二五”期间应有所进展。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政府正在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如果这两个方面的事情都做好了，个人会消除后顾之忧，也就会敢于花钱。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过去我们实行的是全民福利的均等化政策。现在我们重提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就是要摒弃过去制度中的不完善成分。而且国民在创造财富时，还需要有大部分资金用于再投资，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能把大量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的方向。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社会资源一定要有相应的积累，在国民收入中，如果用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医疗卫生的支出不断增加，则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就会相应地削减。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来看，社会保障是政府需要花大钱的社会事务，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达到高水平以后才敢做的事情，而且福利国家因为大量资源用于各类社会保障支出，导致用于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够，而使经济长期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我国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应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国在建国以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就一直存在，而且有复杂的各种福利支出，这些自改革开放以来并未完全消除，很多转入了社会保障；而且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还体现了老年人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理念，这种高起点、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高级模式，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有些不均衡。因此，中国应建立一个水平相对较低、覆盖面较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改善消费大环境

　　《建议》中提出：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事实上，这是一个改革和发展交叉的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价格体制改革等一直是国家重点发展和改革的领域，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件之一，当下还是影响内需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物流、仓储及市场布局等硬件的制约，使得商品的流通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商品价格相对较高。如果将中国的商品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产自中国同一地方的同样商品，国外商品的价格往往比国内市场的商品价格要低30%以上，究其原因，除了出口退税因素以外，最大的区别是物流和仓储的成本，国内要高于国外。如果这块成本降下来，无疑会扩大市场需求。这还只是对于大部分非农产品的比较，中国的农产品物流、仓储及市场布局等因素导致的市场价格上涨幅度，比一般商品要大得多，甚至是成倍上涨，其结果是农民和消费者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损失。

　　此外，改善消费环境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金融支持。众所周知，中国对外贸易渠道的不断扩大与国内的金融支持是分不开的，金融支持的主要手段是信用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全球贸易的变化情况来看，信用证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的范围，降低了贸易风险，也使金融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中国在运用信用证制度支持外贸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遗憾的是，信用证制度却没有在国内贸易中全面铺开，所起的作用较小，不利于国内贸易的扩大。其实从理论上讲，银行为了控制风险，无论对国内还是国外的贸易企业，采用的是同一种评估方式，但为什么对国内贸易企业发放信用证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发放规模上不去，这些都是很难解释的问题。灵活便捷的贸易结算制度，有利于扩大国内贸易范围，也降低了企业贸易的经营风险。

　　当然，完善市场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价格改革从未断过，但目前仍然有许多价格不是由市场形成的，市场分割比较严重。为此，打破垄断，尽快使资源价格向市场化定价靠拢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

　　稳固农业根基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幅度逐步减小，没有出现过达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但近几年，农产品价格却屡次引发整体价格上涨，反复出现因农产品价格引发的通胀。要扩大内需，农业和农产品价格就应稳定。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以小农经济的经营形式为主，生产、加工、销售等许多环节有待完善，而在近几年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许多城市的农产品市场面积缩小，经营户减少，从而使得农产品销售环节不畅。从农产品的生产、销售链条来看，生产和销售各方的风险较大，价格易受到冲击。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蛛网理论”，它所刻画的就是原始农产品市场供应的不合理波动，我国目前的农产品市场变动就符合这一理论，价格涨时农户大量生产，价格跌时产量不断萎缩。为什么这种跟风式的生产方式一直存在？问题的根本在于，分散的农户经营无法与市场对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信息来源少，无法对行情作出准确判断；生产经营停留于低水平状态，难以作出科学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农户的生产经营处于无组织状态，市场行为难以沟通协调。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二元结构不仅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的效率，而且使农业生产长期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经营状态，使农业越来越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要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就要让农业生产规模化，这需要在政府的指导和扶持下实现。政府应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使农业生产建立在一个更为科学的生产结构上，这一点其实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低价工业化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到，农业并不是天生就以小农经济的形式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农业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和管理上的投入，真正将农业作为一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来对待。只有中国的农业在一个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运作，才能稳定农产品的供给，当然价格也才能相对稳定。

　　（作者：刘霞辉）

　　注：本信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据此投资风险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