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大的票房——银行

　　看戏玩票，一直是中国银行家的专长。皆因当时社会消遣较单一，不如今天有卡拉OK、音乐会。

　　票友行家一样多，自然对戏的要求也高，对角功底也更懂得欣赏。当时的中国伶界有句行话：三个地方最难唱戏，一是天津，因为天津京剧票友太多，行家里手太多，上自清末遗老官僚富翁下到贩夫走卒平头百姓，没有不爱听戏的，因此也极挑剔；二是武汉，因为京剧有些剧目是从汉剧移植过去的，当地人知根知底，也不好应付；再就是上海，上海戏院老板门槛精，北来的角若要到上海登场，跟老板一签就得一个月。逢周日要唱两场：日场夜场。演完一个月还要加三天义务戏算送给老板的，越是名角越累。另外，上海有闲阶层多，原本不懂京戏的人，发了财也要附庸风雅，再加上上海票友多，京剧在上海已形成舞台演出、票友义演和家庭堂会并举的兴盛场面。

　　上海的银行家是北来角儿的强有力后盾。

　　我的老规矩就是，每天买十张戏票分送朋友家人捧场，再要宴请角儿，来时洗尘，走时饯行，还要回送角儿上门拜见的礼物。他们一般都带了北方的礼物来，称为老四样：一是西口麻茹，是张家口的产品，要三十银元一斤，据说一年只产二百斤，所以甚为名贵；二是通州蜜枣，也是北方的极品；三是薰茶，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茉莉花茶，也要三十多元一斤；四为青酱肉，有点类似我们南方的火腿。

　　作为回礼，总得送些上海滩新鲜花哨的东西，那时上海时兴穿进口的花呢料西装或长袍，我们就送他们一人一段衣料……反正礼尚往来，看似繁琐，其实也是一份尊重和诚恳。

　　银行家助梅兰芳走向世界

　　1930年左右，梅兰芳应当时的外交部邀请，在一次官方宴会上为在华的美国人演出了一场“嫦娥奔月”，全场为之倾倒。此时的驻华公使真诚邀请梅兰芳去美国演出一次。当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人司徒雷登也非常想促成此事。

　　那时可不像现在，一切可以由政府包了，梅兰芳戏班一行二十余人赴美经费可都得自己筹的。

　　几位银行家觉得梅兰芳此次赴美如能成行，就等于把中国京剧艺术推向世界，说什么也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于是分头为梅兰芳筹得10万大洋，估计可以成行了，岂知好事多磨，美金兑换价日涨夜高，10万大洋不够了。这怎么办呢？记者会也开过了，船票也买好了，梅兰芳十分焦急。此次要是走不成，国内外声誉一定一落千丈！后来还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冯耿光挺身，再为之着力筹得五万大洋，梅剧团才终得如期而成。中国戏曲团能飘洋过海至美国演出，梅兰芳可为第一人。

　　银行家为梅兰芳编海派新剧本

　　民国初年，19岁的梅兰芳第一次来上海，他甜美的扮相，柔润的唱腔，将上海戏迷镇住了，剧场全部客满，过道上，包厢后面都挤满人，一时上海滩饭后茶余谈的就是梅兰芳。

　　当时京剧有京派海派之分，京剧讲究传统严谨，精雕细琢，陈规较多，缺少甚至不大能锐意创新，一句“不能糟蹋了老祖宗”就足以把新创意砸死！而海派萌生于西风东渐的上海，思想比较活泼，新编历史剧频频出炉，但在表现细节处理上有些肤浅，以刺激视觉作噱头取悦观众。

　　梅兰芳的高明，在他勇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虽然是名角，对新生的海派艺术非但不排斥，还善于发现亮点，吸收亮点，特别对新编历史剧，他兴趣极大。

　　1914年他第二次来上海，决定也要演新戏，这可以讲是梅兰芳艺术上一个突破点，新编历史剧使梅兰芳升华到一个新的艺术层次。而为他编剧的两位力将冯耿光和吴修，分别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他们带动下，几乎整个中国银行都成为梅兰芳的后盾。

　　行家将梅兰芳推向世界

　　老上海的银行家几乎个个都是京剧发烧友，许多银行家与京剧名家的友谊都是一生一世的，不少都可谓患难之交！

　　比如我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大赦出来之时，穷困潦倒，倒是梅兰芳遗孀福芝芳，听说了我的境况，主动给我寄来信，并寄给我40元钱。在1975年，40元人民币相当于上海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后来她坚持主动每月接济我40元，几个月后我与海外的亲友联系上了，才去信谢绝，但她的那份好意，那雪中送炭的仗义，我是永世难忘的。可惜此后不久她就去世了。1990年我去北京，还特地去梅家拜访，此时迎接我的是梅兰芳的女儿葆月。她一见我这位世伯就热泪盈眶，还陪我到梅兰芳夫妇墓地上了坟。送了我一些戏照。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还是我干儿子。

　　说起我认这位干儿子，还是在上海沦陷时，梅兰芳蓄须明志之后的1943年。

　　当时我的外室吴嫣也是个梅派票友，常去梅家打牌。我和吴嫣没有孩子，那时葆玖正好9岁，精灵活泼，吴嫣喜欢得不得了。那日又在马斯南路梅宅打牌，梅太太福芝芳看着吴嫣那么疼爱葆玖，就说：“葆玖这孩子，你要喜欢就给你吧！”

　　本来我们没有孩子，能认个干儿子当然好，但这是梅兰芳的儿子，这事可非同小可呀！吴嫣自然不敢答应，一边嘴上敷衍：“把小九（葆玖的小名）给我，你舍得呀！”一面赶紧看我脸色反应。我自然也不敢轻易答应，客气了几句，不料梅太太是认真的，赶紧让葆玖对吴嫣叫了声“干妈”，吴嫣一应，我就自然而然成了干爹！这干爹干妈可不能当现成的，虽然再不用传统老派那样点香烛行大礼，但总得有点“见面礼”吧。当即我与吴嫣赶到永安公司玩具部，买了一套德国进口的最新式的电动玩具火车作见面礼给葆玖。那套电动玩具火车在当时属很昂贵的玩具，火车的轨道能铺满一房间，大家七手八脚忙活了半天才把轨道铺好，看着火车满房走，九岁的葆玖开心得活蹦乱跳。

　　现在想，这事就像发生在昨天！

　　时过境迁，梅兰芳在1966年去世时我还在白茅岭劳改！梅兰芳去世时才六十岁！似实为可惜，但他毕竟逃过文革大劫，且又是心脏病猝死，毫无痛苦，也算福人。

　　解放后，国家和政府仍给梅兰芳很高的声誉，我则是劳改份子一个，自然也不奢望与梅家再有所联络。岂知人生何处不相逢，改革开放后，我的一位姑父杨通谊先生（我的姑姑是他亡妻，后来他再续娶荣家的荣漱仁小姐）请我去他家吃饭，并且给我一个惊喜——原来梅葆玖正好在上海，他知道他是我干儿子，特地将他也请来。

　　此时梅葆玖也已人过中年了！见到我这个已淡出名利场的老干爹，他很高兴，仍一口一声干爹称我！

　　我们与梅家这份交情是经岁月积淀培蕴而成，所以是经得起人间冷暖的考验的。甚至可以讲，梅兰芳之所以能成就为梅兰芳，除了他的天份勤力外，还是我这样的一大批爱护他了解他懂得欣赏他的银行家所造就的。

　　从前有“梅党”之说，而这批梅党成员，可以讲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银行家，其中包括你的祖父（笔者的祖父）程慕灏。

　　支持梅兰芳蓄须明志爱国抗日

　　抗战爆发后，梅兰芳全家与梅党的“首领人物”——中国银行董事长冯耿光南避香港。当时日英尚未开战，岂知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后，他们被日本人押解回沪。飞机在上海江湾机场降落，是我去接的飞机。

　　1943年，梅兰芳就这样与冯耿光等一起被日本人押回上海。在此之前，上海风闻梅兰芳要回来，所以各大戏院如黄金大戏院、天蟾舞台等老板纷纷找上门，争着向梅太太福芝芳付定金，请梅兰芳一到沪就去他们的戏院唱戏。这些戏院老板只知道赚钱，哪管什么民族恨、国家仇，硬是往梅家塞了定金就走，好像梅兰芳非得为他们唱戏。虽然梅兰芳已表明：只要日本人统治一日他就决不再唱戏，并已蓄须明志。但对这些人来讲，认为钱就能解决一切，他们哪里懂得梅大师的胸怀！

　　但是现实也是十分严峻的，梅家开支向来庞大，场面终究放在那里：每晚固定两桌饭，家里佣人又多。

　　有一段日子，梅家就靠变卖古董过日子。我们这些梅党看在眼里心里可难受了；梅兰芳是为抗日明志，拒绝演出，是个英雄，却要在生活上受这样的压力和委屈。虽然我们这些人有的是钱，但那是梅大师呀！你总不能像现在那样来个捐款大动员吧！再讲，从前社会，从经济上帮助人都是不露声色，要给对方留点脸子的。更何况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你要明明白白给人家送钱去，对方还会认为你在羞辱他！所以对梅兰芳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明明有困难，也决不能送钱上去，要讲究社交应酬的艺术性——就是不要将其弄成现在所说的“做秀”，捐了点钱，就弄一张放大的支票又上电视又上报纸。说是帮助人，其实为自己卖广告。帮助人是要将心比心，源于“诚”字的。

　　比如我听说梅家因长年住北京喜欢吃面食，敌伪时期上海米面都受严格控制，我就让我们孙家自己开的阜丰面粉厂一批批送面粉去。梅家马斯南路客厅，有半边墙是柚木砌成的多宝架。梅兰芳喜欢玩些小古玩摆件，特别喜欢收藏小佛像。有次，银行家冯耿光拿了一只半尺高的唐三彩观音讲梅先生要卖了贴补家用。开价是2000元美金，冯老爷托我帮他脱手。我听了揣了5000美金亲自给梅家送去。其实当时上海沦陷时期，生活艰难，那些古董哪卖得出价钱？那唐三彩观音在我家搁着呢。再过一段时日，反正记不起是一个什么吉庆日，再将这尊观音作为一份礼物给梅家送去。

　　但这样帮助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梅兰芳不上台了，人清闲不少，除潜心研究京剧艺术外，就作画写字。人说功夫在诗外，梅兰芳在舞台上的成就，与他在舞台外的个人修养分不开。

　　梅兰芳早年在北京时就跟齐白石先生学过画，来上海后又跟吴湖帆、汤定云、顾鹤逸等名画家交往，另外他身边的梅党铁杆多半为学识修养极高的文人，如知名画家陈半丁，还有交通系老将叶恭绰也是一位书画双臻的大家。在这样的氛围下，梅兰芳的画技自然不俗。那段蓄须罢演的日子，一来为打发时间，二来也为陶冶性情，他常常作画至深夜。

　　1944年初夏的一天，我与吴湖帆，还有银行家兼收藏家李拨可，还有程慕灏（时任中国银行总务主管，也是一个铁杆梅党。当时银行行政结构不同于现在，整个中国银行只有一个总经理——行长，下设九个经理副理主管。总务主管是有实权的高层。）相约去梅家，我们几个一直在想方设法不露声色地照顾梅家。那日，梅兰芳兴致很高，拿出他的画作请教大家。我们就此萌生一个主意：梅兰芳可以开画展卖画。

　　虽然梅兰芳不是职业画家，但他的画艺不俗，且又是名人，他的画有收藏价值，如果办画展售画一定反应热烈。这不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吗？

　　主意一有，大家就来劲了，程慕灏当胸一拍：联系画展场地装裱画发请贴这些全部由中国银行包了。有他这句话，大家就心里有底了。程慕灏是一位仗义之士，其实他当时处境也很险恶，中国银行上层贝祖诒（贝聿铭之父）一行去了重庆，把上海中国银行交他、史久鳌（前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妹妹金董建平的丈夫的外公）和潘久芬三人主持，他们三人必须在日本人的淫威和重庆方面的指令夹缝中维持上海中国银行。日本人一度想绑架程慕灏以威逼他就范，他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仍挺身揽过这件事！

　　当即决定画展就放在1945年春天，场地定在今南京西路成都路口拐角的中国银行某分行。这是一幢中西并合的大洋房，原为盛宣怀的老宅，后被盛家后代卖给中国银行。

　　于是，众人从梅兰芳的画中挑出一百多幅他自己满意的字画作画展，但一百多幅开画展似少了点，最好能有二百幅画。可是梅兰芳毕竟不是专业画家，眼看画展时间已定，心里一紧张，反而画不好。但请贴已发出去了，社会上反应强烈，除了名人效应，众人更敬仰梅兰芳的气节大义。活动一定要办好，无奈之下，只好请人为梅兰芳代笔，以使画展准时举行。此位代笔人，说起来是一位海上名媛胡 YING ，她父亲是吴佩孚时代在交通部任职的胡伯铭，她本人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今市三女中），琴棋诗画都拿得起，中英文熟驾，由她为梅兰芳大师代笔，非但不辱没梅大师之名，更成全了梅兰芳传奇生涯中一段佳话！这也说明众人是多么支持和爱戴梅兰芳。那种支持和爱护，远不是今日所谓“超级粉丝”对偶像的狂热崇拜，而是一种真诚的爱护和支持！

　　1945年春天，梅兰芳画展如期举行，反应热烈。

　　梅兰芳不是专业画家，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抬高字画的收藏价值，叶恭绰在梅兰芳的不少画上都题了诗。

　　画展预展三天间，已卖掉三成，买方几乎全是银行家里的梅党。画展办了一个礼拜，全部字画卖光，这些画标价起码一百块洋钿一张（相当二根金条！）二百幅画就是二万大洋。不久，抗战胜利，梅兰芳重新登台。

　　六十年过去了，想来今日上海民间还收藏有梅兰芳（包括胡代笔之作）当年画作的吧？但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数量一定不多了，今天这些画的收藏价值是很高了。八十年代我曾去梅兰芳故居，一幅梅兰芳自画的字画都没有。

　　（作者：口述：孙曜东，整理：程乃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