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水彩画的重镇，也是中国水彩画的发源地。

　　水彩画作为舶来品，其进入中国衍变和发展的百年也佐证着上海水彩画的传承和变革的历史。自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在上海绘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徐家汇土山湾馆，孕育着水彩移植中国的初萌，用以传播教义的天主教宗教画成了教授水彩、铅笔、擦笔、木炭、油画的题材。今天看来，无论当年任伯年融西洋色入中国画，或是倪贻德、张充仁等以水彩画法为初步的习画模式，还是徐咏清、金梅生、郑曼陀、杭穉英等在月份牌上的水彩画法都对水彩画在中西绘画的交错互补中成长作出了形象的诠释，而上海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环境也为水彩画以水为媒介的属性和西画造型及色彩表达的移植提供了生存和融合的空间。

　　水彩画在技法上和工具材料的使用上贴近于中国传统绘画，又有着西洋画的理论和技法，传入后不久就被广泛接受和学习借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水彩画最早尝试将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洋绘画的技法融汇在一起，而从外国画家对任伯年作品的评价来看，那些水色淋漓、浑然天成的没骨画，也无异于地道的水彩画。

　　作为我国水彩画发源地的上海，对于水彩画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上海各个时期的水彩画家更为中国水彩画的启蒙、发展、成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现在上海的水彩画家队伍中有着一批成绩卓越的画家，与其他地域的画家群体迥然不同，他们风格各异，面貌多样，在全国的水彩画创作中有独特的影响力。

　　90年代以来，上海的水彩画逐渐形成了一个创作的群体，中年画家的成熟、青年画家的崭露头角以及他们群体性的努力和从语言形态到创作方法各呈其是的独立面貌，使得上海水彩画显示了振兴和重铸辉煌的创新势头，而历年不断吸纳的外省市画家又为上海本土水彩画的流变、互动、激荡、碰撞催生了盎然的生机。

　　上海的水彩画曾经是东西方艺术融汇的一个交汇点，在东西方的艺术现状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每个画家都应该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环境变化和由此产生的反映作出思考，上海的水彩画应该能够重新找到新的临界位置，我们期待着画家们用作品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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