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我与他订交二十年,很少听他说起自己的收藏品。一般收藏家偶尔觅得一件好东西常会迫不及待地在朋友面前显摆,他可不是这样的人。有时在城隍庙藏宝楼里撞见他,推推搡搡的淘宝人群里,满头大汗的他神清气爽,表情生动,我知道他一定有所斩获。一问,果然如此——“刚才在一堆杂件中发现几锭清代乾隆年间的老墨,摊主不懂墨,让我拣到了便宜,哈哈!”
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几锭墨让我过眼,我不懂这玩意儿,只是说好。“价钱很低呢!”他说,然后匆匆下楼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收藏了1000多锭古墨,尤其是文人自制自用墨,铭刻了文人墨客对文房四宝的特殊感情。
中国人都知道,文房四宝中,安徽出产的墨与宣纸占了“四宝”中的半壁江山。而王毅与墨也有着深厚的缘分,但从小喜爱读书写字的王毅,很早就开始砚田临池了,被墨香熏染弥久后,对墨的制作工艺与品性也发生了兴趣。
1980年,王毅从农村返回上海,在一家小工厂里当工人。中秋节那天,他去看望外婆。午饭过后,外婆从床底下翻出一只旧布袋,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八锭古墨。王毅眼睛一亮,正想拿来玩赏,外婆却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文革期间抄家抄走的、两年前归还的古墨,外婆家里没有什么传家宝,这几块失而复得的老墨保存至今很不容易,现在就给你了,你要好好珍藏起来。”
这就是王毅收藏的第一批古墨,从此开始他与古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八锭古墨产自清代,其中两锭特别精彩:一锭为通体漱金,画面上有两山对峙,中间大波轩然,一鲤鱼作腾跃状,山上垂垂竹树,微云缭绕。另一锭画面上峰峦幽邃,危栏高阁,林中两翁对弈,远景为鹤翔鹿饮,烟云弥漫。
去乡间寻,在城里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还没有形成古玩市场,王毅遍访上海旧货商店,均不见古墨的身影。店里的老法师告诉他,寻找古墨要去乡下。
王毅觉得有道理,他知道天下好墨出徽州。于是在1982年春节后,坐火车来到安徽歙县、休宁和黄山等地。那个时候,皖南山区的公路不多,更谈不上高速公路了,弯弯山路消耗了王毅不少体力,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步行十多里。饥肠辘辘时,啃几口干粮。渴了,向农民讨口水喝。他的执着终于感动了上帝,在一个很小的村子里,他果然觅到了一锭康熙年间的古墨。此墨呈椭圆形,通体双螭,蟠附两面凹心,形质浑朴,坚致如玉,光泽如漆,细腻而有锋芒,别含一种古静之气,虽历时200多年,仍色韵沉穆,堪称极品。
后来,上海的古玩市场也蓬勃兴起,为王毅提供了新的机会。2001年,他在上海老街的藏宝楼底楼等一个朋友,转悠到一家小店,在一堆杂件中看到一块形状特殊的老墨。王毅请老板取出来细细一看,马上心跳加速。此墨直径11.8厘米,呈扁圆球状,是仿民国初年“世界地图”绘制,墨分两面,代表东西两半球。墨面敷彩饰金,黝而有光,所刻经纬线清晰,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各大洲的地理位置及版图面貌。墨边四周铭刻中英文款识。老板不知此墨的来历,以区区数百元卖给他。而王毅他知道,这锭由胡开文墨店监制的“地球墨”参加过1915年美国的世博会,这也是中国古老的文房用品首亮相世界舞台,并一举获得金奖。
2002年12月3日,中国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的喜讯传来,王毅非常激动,他找出珍藏多年、秘不示人的地球墨,决定捐献给上海世博局,以表达一个上海市民对申博成功的心情。此后地球墨作为见证中国与世博会渊源的重要文物,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展出。
专攻名人自制自用墨
1990年冬,王毅出差北上,顺道去了趟北京。周日上午,王毅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琉璃厂。古玩市场已是人头攒动,成百上千的收藏爱好者在这里寻寻觅觅,人声鼎沸。王毅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突然看见一人手捏一锭古墨,意欲出手。他接过来一看,墨锭正面镶嵌有“饮冰室用”字样。翻到背面再详察一番,只见“曹素功督造,辛酉四月”字样。两面文字皆用金泥写成,历经岁月淘洗,依然金光熠熠。王毅知道此为戊戌变法领袖、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专用墨。强按着内心激动,张口问价。卖主也知道此墨的价值,报价1000元。应该说,这个价格不算离谱,但王毅身上除食宿费、返程车费,仅剩一百多元。为购藏难得一见的宝贝,他毫不犹豫脱下身上的皮茄克和手表,才使卖主松了手。
2003年,王毅来到云南昆明,偶然在地摊上发现一块墨,正面刻有“松坡自用墨”几个字,反面是“宝庆蔡氏珍藏”。当即判断此墨是护国运动风云人物蔡锷将军的自用墨,即以4500元买下。
还有一次他在藏宝楼地摊上看到一锭用过的墨,拿起一看,上面有“合肥相国注书之墨”,摊主不知道合肥两字的意思,却认为“相国”就是宰相,开出一个大价钱。王毅细看墨磨过的断面,乌黑如漆,密致锃亮,断定是真品,最后只得咬咬牙以800元购得。因为虽然是残件,但李鸿章的自用墨在市面上是相当少见的。
王毅收藏的名人自用自制墨,为自己设置了一定的门槛。官员一般在巡抚以上级别,文人一般在进士以上。在他的藏奁里,除了上述几位赫赫有名大人物的自用墨外,还有穆彰阿、李鸿章、曾国藩、洪均、王昶、吴省钦、周工亮、金农、袁枚、梁同书、于右任、赵之谦、王一亭、王文治、俞曲园等文人名士的自用墨。这些文人自用自制墨的用料与形制也比一般商品墨高雅得多,式样有提梁式、瓦当式、玉璧式、玉磬式、砚床式、古泉式、书卷式等,可用可玩,趣味盎然。
王毅说:“文人自用墨是东魏韦诞开出风气的,后历代沿袭至清代不衰。李阳冰、韩熙载、苏东坡、黄山谷、陆放翁等都有自用墨,迨至清末民初,这种风气达到高潮,大批文人墨客将自己的高雅情趣与理想追求融化寄托于一锭小小的墨上,或馈赠亲友,或记事咏怀,或以物以志。十年动乱结束后,海晏河清,社会普遍尊重文化艺术创造,这种风尚又回来了,比如李可染、黄胄、谢稚柳、赵冷月等书画家都做过自用墨。可以说,墨与砚台一样,留下了文化人的心迹,浓缩了艺术家与文化人的生命,是弥足珍贵的实物档案。”
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慷慨捐赠
20年来,王毅节衣缩食,不懈寻访,收藏古墨1000多锭,其中包括皇帝用的御墨、各省官员进献的贡墨、集锦墨、彩墨、纪念墨、药墨等。除了200多锭名人自用自制墨外,还有清代“四大墨家”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监造的稀世珍品。此外王毅还收藏了与墨有关的文物,比如墨模、墨匣、墨谱、墨单、墨票等。
在孜孜以求的收藏过程中,王毅得到了文化界前辈和朋友的支持,而他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回报社会。自1999年至今,他已向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市作家协会以及北京、天津、辽宁、陕西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名人纪念馆等捐献了作家手稿、抗战文物、珍稀文献、名人物品等近百件。其中有他在拍卖会购得的珍版《饮冰室合集》,有珍贵的“饮冰室用墨”,还有从古玩市场购得的孙中山《建国方略图》等。再比如他还将好不容易收藏来的红色经典名作《二万五千里长征》(斯诺著,1945年出版)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还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1947年出版)。这些红色书籍都是不可多得的革命文献。
王毅说:“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靠工资生活,收藏古墨的钱都是从一家老小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但我将珍藏品捐给有关机构,并不觉得惋惜,因为这是文物最好的归宿,可以让更多的人研究古墨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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