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画家远比古时画家自由得多，他们的脚下有无数条路可走，路数虽多，但说到底最主要的不过两条：不是瞻前，便是顾后。瞻前之路面向未来，激进者便成前卫，入于歧路的便致荒唐；顾后之路延续传统，守旧者便成泥古，而顽固的便致乏味。其实，绘画作为艺术是个探索和渐变的过程，一方面既需要功力底蕴，另一方面也需要理念支撑，对此，任何艺术都不例外。对于画作的欣赏，似乎“激进的”不论功力，而“传统的”缺乏理念，这是由于偏好而产生的误解。

　　读杨雍的画，功力、理念一望便知，无视激进而又不迷信传统。他的画无论巨细，却都呈现一种清新磊落之感，于承传中上接传统最辉煌的山川命脉，而又兼具一份“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快感。他很少挥洒，多为抒写。即使较工细之作也是笔随意生，作画的过程就是抒写的过程，秉承的是“以书入画”“以书为质”的作画理念。线条是他画中的骨胳，自称：以书为质则画有“写”意，不以涂抹为能。可以看出，既然是写，以写立象，立象以尽意，意到笔收。所以，又以物象的不即不离为限，适可而止，章法大度，删繁就简，追求的是“文采至上”主义。因此，说杨雍是国画家，不如说他是书法家。杨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有很扎实的书法根底，曾用功遍临汉碑，但却始终沉浸于颜字体系，书法从容闲畅。虽然致力于绘画的承古创新，但对于书法情怀实难割舍，也因此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以书入画。在与杨雍言谈漫话之中总会感觉到他对书法的一往情深，实际上，他的绘画正是受益于他的书法，没有书法便没有他的绘画。他说他的绘画是以书法为支柱的，书法是他绘画的生命线，在这里，书画不是相辅相成，而是前因后果的。

　　杨雍主攻山水，师法陆俨少。曾于画中见有钤印两方，足见其山水情缘：其一印文是“我山心若”，旋读则为“我心若山”。前者意为：我画中之山是我心中之山；后者则是表露山川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无可取代。他的另一方印章的印文是“此山非山”， 意为其画中之山非眼中之山，不可与写生者同日而语。这与古人师造化似有相悖，其实不然，“师造化”并非专一摹写自然（写实），师造化当是师法造化之变，不违背造化之理，以造化为题借题发挥而已。所以，石涛有“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淘泳乎我也”的感悟。“我山心若此山非山”当是杨雍画外心语，也当是中国画写意的“即兴”性表述，即兴则表明着“不以肖物为能”而注重文采精神。所以中国画有“似而不似”“不似之似”之说。从“我山心若此山非山”中我读出了杨雍为山川写照之所追求和自信。

　　杨雍1956年生于一个半耕半读家庭，自幼也算得受过书画洗礼，他外公解放前在天津文华斋经营笔墨纸砚，家藏许多当时名公字画，幼时每到舅父家即能一饱眼福；父亲也曾临池，粗通绘事且多涉西学，在文革中应制过不少大型油画。因此，杨雍的血脉中无疑也遗传着西画的基因，入京后，在他而立之年有幸随从中央美院著名教授戴泽先生学习西画，尤其素描深得戴泽教授心传，以至于到新世纪心有所动重拾炭笔为北京胡同画素描100多幅，并著有《北京胡同素描述要》一书，其中述要颇有思想见地，而画稿工写静燥恰到好处，大部分素描也多为借题写意之作，当在似与不似之间，与“此山非山”略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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