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02日 07:23
大运河对于扬州市民而言，是文化古迹，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摄影记者/王晓东
经过近10年努力，中国大运河终于在今年6月22日进入世界遗产的序列。
延绵1790公里、前前后后修建了1800年的大运河，沟通了5大水系。它起于杭州，终于北京通州，串起了8省份的35座城市。自春秋时期至今，中国大运河推进着中国文明的进程，某些时刻甚至成为历史的主角。
如今，大运河和生活在运河两岸广袤土地上的人们也一起迈入新的时代：当它作为整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大运河以及对文化遗产本身的观念和相应的行动，面临更新。
“线性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是致力于申遗的几代文保专家提醒人们注意的概念。如果将长城、故宫这样震撼人心的历史建筑比作静止的雕塑，那么，大运河更像正在使用的器物，历史悠久却依旧在变化。
恰恰也是大运河的“线性”与“活态”，为保护带来了更多的挑战：维持历史原貌与适应现代发展之间如何拿捏？大运河穿过都市又绕过乡野，连接历史也发挥着现实作用，究竟应该让它呈现何种面貌？又如何来协调，以达成相对统一的认识？
申遗成功，这一系列难题并没有自动消解，反而凸显出来。大运河以及沿途的景观将焕发更大的吸引力，但这也意味着难以抑制的开发冲动。这些，都是隐忧。
葛剑雄与阮仪三两位学者，谈到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葛剑雄认为，人们对运河历史的认识存在误区，而申遗的动机也存在着偏差。他强调：“既然是遗产，就不该过分强调开发，只能适度应用，不应该搞得面目全非。”
阮仪三长期从事古建筑考察与实地规划、保护，他自言看到了太多遗存因为地方政府的开发热情而无法保存的案例，“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还历史以原貌。”他认为：“哪怕是乱草、旧房、碉堡，也有它的精彩之处，不应该拆除。”
而作为扬州申遗办前主任，顾风更多地介入到扬州地区大运河遗址保护的决策之中，在文保理念与城市建设之间，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具体。同前两位一样，他同样看到了遗产保护中存在着的急功近利：“现在都要搞开发，这怎么行？搞不好今年申遗成功，明年就拿到一个黄牌警告。”但他也认为，需要权衡各方的诉求。“问题的解决要靠对度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则要靠专业。”
保护“活着”的大运河，如何权衡适新与复古是一个问题。而更为根本和尖锐的问题是，开发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与不可复制的文化遗存之间该如何选择？谁来监管这种选择？
顾风
扬州文物局前局长、扬州市申遗办前主任
社会上有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一看到申遗成功就搞旅游，就要提高运河的运力，这样怎么行呢？搞不好今年申遗成功，明年我们就拿到黄牌警告了。
姜师立
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副主任
大运河监测平台是对影响遗产的几个因素大类进行监测，包括本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游客行为到消防安防五大类。
阮仪三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一些地方政府还是有点急功近利，目的还是政绩或是经济，而不是为了保护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
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保护第一位，如果开发，那么遗产的称号是名存实亡的。现在第一步是考虑制定保护条例。中国已经有四十多个世界遗产了，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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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华财讯 201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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