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6）时期的官窑青花瓷器的胎、釉制作技术，比元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名扬世界并享誉后代，被称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由于史籍失记，除了“压手杯”有篆书年号款外，其他的都不书年款，所以永乐朝御窑青花瓷器的制造情况不详。而宣德官窑青花瓷器多数带年款，即使不带年款，其水平也与带年款的相同，都是这一时期官窑的产品。因此把永、宣二窑相提并论，合乎情理。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明朝末期便十分有名。关于永乐、宣德青花的记载，最早是成书于明万历十七年以前的《窥天外乘》。该书作者王世懋说：“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在此后的各种文人著述，比如高濂的《遵生八笺》、张应文的《清秘藏》、文震亨《长物志》等书中也基本上都说：“宣庙窑器几与官、汝敌。”

　　永乐、宣德两朝是明初国力比较强盛的时期。景德镇官窑生产的青花瓷器，不仅要供应宫廷日常生活的需要，还要满足朝廷对外国入贡者的答赠，以及郑和下西洋所需的礼品和商品。因此，这30年间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数量相当可观。据史籍记载，宣德一朝造瓷器就达30万件。其中，除了甜白、鲜红等单色釉之外，有相当数量是青花瓷器。

　　据今天存世情况来看，永、宣青花器大部分是景德镇御窑奉皇帝之命，专门为西域诸国定烧而成。造型多种多样，除了明以前的一些传统器形，如各种盘、碗、洗、三足炉、缸、罐、高足碗、盖碗、渣斗、梅瓶、玉壶春、杯、双耳瓶等，还有许多新颖奇特的造型，如抱月瓶、长流壶、天球瓶、八角烛台、花浇、筒形花座、深腹折沿洗、卧足碗，以及口径在60公分左右的大盘等。这些器型明显具有浓厚的西域地区的伊斯兰艺术风格。

　　这些新创品种的造型、纹饰都能在伊斯兰文物中找到范本。许多造型都是依照西域进贡来的金银器、玻璃器甚至陶器为样本。

　　目前在伊朗、伊拉克、印度、土耳其等国家收藏的永宣青花瓷器数量很多，总量数倍于我国本土收藏。

　　全球范围内最集中最重要的境外明初青花瓷的收藏，要数伊朗的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这两所博物馆的前身是伊斯兰的宗教寺院，所收藏的明初青花瓷，大多是最高档的精美官窑。有些器物在国内已遗存不多。也有许多器物出口之后，在当地由金匠增添了附加装饰，如壶的金流和金柄、瓶的金盖、碗的金边等。金饰精工细刻，十分讲究，更烘托出皇家的气质。

　　当然，这些充满西域风情的青花瓷器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样超尘拔俗，不同凡响，不仅得到外国王室的喜爱，同时也受到明朝宫廷的认可。从宣德宫廷流传下来一直保存在故宫的瓷器中，造型上有许多与出口到西亚的瓷器一样，所不同的是它们均带有宣德年款。这又再次说明所有这些瓷器均为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烧制的产品，没有年款的出口，有年款的进宫。这些瓷器不但是历代青花瓷器之冠，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艺术与伊斯兰艺术融合的光辉典范。

　　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中比较新颖独特的器型还有很多。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轴头罐，形似画轴，特别小巧精致，不知是何用途；明朝初期，不但友好西域，还要安抚蒙藏，因此，永乐、宣德时期朝廷制造了大量密教的金铜佛像和高足碗、僧帽壶、法轮罐等瓷器用以赠送蒙藏宗教上层和贵族。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僧帽壶，壶身一周梵文：“白昼平安夜平安，阳光普照皆平安，昼夜永远平安泰，三宝护佑永平安。”法轮罐，罐肩部有8个扳手，罐身为梵文“佛”字，盖内篆书“大德吉祥场”。这件珍贵的器物，到清代，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在乾隆的画像《是一是二赏古图》中，这只法轮罐被陈设在右边的方几上，至今它仍然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些都是一级珍品。

　　另外，永、宣青花瓷器中香炉也很多，式样犹如宣德铜炉，但一般较之体量高大，并有精美的青花或釉里红的海水、云龙、松竹梅等纹样。传说宣德皇帝好斗蟋蟀，宣德青花中果然有许多官款蟋蟀罐。

　　另外，后来有研究者辨认出许多这一时期民窑的青花产品，其各方面质量与我们一般认定的永、宣青花相差甚远。

　　近年来，景德镇考古工作者在明代御窑厂遗址发现了大量永、宣青花瓷器的碎片堆积层。据分析，这些应是当年御窑厂为避免不合格产品外流而打碎填埋品。这些碎片都能拼成完整器皿，并且与传世的珍品完全一样。其不合格之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是因为色彩上有不足，有的仅仅因为龙爪多画了一指。

　　当年出口到西亚、现在流失在世界各地的无款永、宣青花器，与至今仍然珍藏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有款的永、宣青花器，应当都是这一时期官窑的产品。

　　所以，虽然永、宣青花今天的存世量比较大，但它们都属于一级文物艺术珍品。

　　（作者：杜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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