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金行业里，所谓的“老鼠仓”是指基金从业人员在使用公有资金拉升某只股票之前，先用个人资金在低位买入该股票，待用公有资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其率先卖出个人仓位进而获利的行为。在危害上由于基金经理的道德败坏，参与基金投资的机构和普通“基民”的资金则可能因此有被套牢的危险，这显然会对基民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

　　在中国，基金与机构经理开“老鼠仓”，并非个别现象。尽管证监会早有明文规定，为防止基金经理开“老鼠仓”，其个人及家属的身份证号码等相关资料要备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保基金经理利用他人账户谋利或与他人合作分成。“老鼠仓”使一些基金和机构经理的亲朋好友发了许多不义之财，它是财富转移的一种方式，本质上与贪污贿赂没有什么区别，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这几年，证监会加大了对老鼠仓的打击力度。2011年底，证监会通报了包括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老鼠仓”涉刑第一案在内的五起证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 2012年3月29日，李旭利一案将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公开审理。据悉，据悉，2010年，监管机构对李旭利原同事、交银施罗德基金经理郑拓进行调查，顺便把其他基金经理的电脑也带走调查，结果在电脑中发现了李旭利的交易记录。通过后台的资金追查，李旭利早时汇出的资金被查清，进而被查出在刑法修正案之后再次买入银行股的行为，李旭利案彻底浮出水面。他是目前涉及老鼠仓基金从业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同时也被称为中国公转私第一人，而他的涉案金额过亿，根据监管机构的内幕会议，证监会主要领导多次表示要严查此案。总体而言，老鼠仓现象随着监管的加强将得到有效打击。

　　而对于基民的损失，通常基民对“老鼠仓”索赔，需具备三个前提：首先，监管部门有调查立案的处罚决定出来，认定基金经理有违规违法行为；其次，恰好在其违规违法期间，基民购买了相关的基金，且由于基金经理违规行为，造成了基金损失。第三，前两个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据了解，迄今尚无“老鼠仓”民事维权中基民成功索赔的案例。2011年2月3日，在“中国首例‘老鼠仓’民事维权案”中，北京基民于畅就被仲裁裁决败诉，主要理由是，唐建“老鼠仓”只是个人违法行为，此外，对于畅以“违约为由”请求银行为基金财产行使“追偿权”，并将追偿数额“归入”基金财产，认为这些缺少法律依据。

　　实事求是的讲，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属于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之一，基民由于信息不对称，确实不好防范，只能指望监管部门严厉监管，基金公司内控机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