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外地大妹来沪探亲，要我陪她逛钱币市场。建国以来的纪念币她基本收全，只差西藏的一枚和六运会的三枚。我生性懒散，加之对这种事不感兴趣，本不会去这种地方，只是不忍拂了大妹的兴致，便一齐来到肇嘉浜路。我承认我看傻了，各式各样的钱币在我眼中全成了令人喜爱的小玩意儿，每一枚都有着它自己好看的样子。
观赏中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好几个国家都有粮食图案，例如越南硬币上农人收获水稻的景象。这个战火烽烟连绵了一百多年的国家，经济困顿可想而知，人民的吃饭当然是首要问题。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泱泱大国更爱说“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光绪元宝、中华民国的铜板都有麦穗图案，每一束麦穗都垂挂着生存的艰难，沉甸甸地透出了统治者的无奈和人民的饥饿。而在这之前，大清铜币上都没有粮食，无论是十文、二十文，也无论是淮造湘造皖造还是闽造，上面一律是云海中翻腾的蛟龙。造型不同的龙以及造型虽同细鳞不同的龙全气势磅礴，从中可瞥见当朝者的志向在于自己的风云而不是百姓衣食。
大妹见我喜欢，遂送我十几枚铜币。这样，加上父母送我们的几枚古币，我们家也算有了一些过去的钱币。后来朋友从美国给我带来了几枚小钱，火炬、橄榄枝、以故领袖头像在美分上散发着不言而喻的美国精神。我将它们吹口气放到耳边，听到的只是一味的沉默，逝去的伟人早已化为乌有。而我家那块刻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大头，恰恰相反，吹它一下，会在耳边啜啜作响，似仍有得意之情。历史有时就具有如此的喜剧色彩。
女儿见家里有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小钱，便提议集些硬币。她的储蓄罐挺沉，哗啦啦一倒，好大的一堆人民币。我们决定只将每年的一、二、五分各留一枚。没料到这么大一堆却不能将逝去的年代相连。
1954年以前的，没有。那时我还在学说话阶段，也不知有没有能滚的硬币。
1957、1958年的，也没有。那是个大跃进的年代，我也不知道钱币是否应运而生。
1960年的，又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已在那时露出凶恶的面目，有了钱也很难买到食物，或许钱币的需要不那么迫切，也或许仅仅是我缺少这一年的分币。
1965年到1970年的硬币，干脆一枚也见不着，这点我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那时所有的造币厂都十分繁忙，争先恐后地投入了造领袖头像和文革警句的徽章运动。
等我把硬币折腾得满地乱滚时，我闻见了自己满手的钱味。这味曾被人形容为铜臭，我却觉得杂不可言。许多双手在我之前接触过这些硬币，肥厚的、干枯的、灵巧的、笨拙的、洁净的、肮脏的、涂满指甲油的、长着老年斑的、多一个手指或缺一个手指的，这些手摸来摸去，怎么不在硬币上留下千种气息万般印痕呢？
在我以为硬币只能作观赏时，我遇到一次小小的尴尬。一回买东西，掏出所有的钱，但还是差了五分，那个老年营业员是个很认真的人，嘴上虽说“算了”，可看得出心里还有一点肉疼。
第二天上班，我拐过去，去还这五分钱。营业员似乎没有想到，等他反应过来，他一迭声地说：“谢谢，谢谢！”好象不是我来还债反是店里得了便宜，倒弄得哟不好意思起来。于是互相鞠躬重复再见，双方脸上都笑开了花。
没想到不受重视的硬币依然可以带出人的感情。在生活中，硬币的故事一定很多，这点我毫不怀疑。
作者：姚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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