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和几位新闻界同行共去黄山。先至南京下车，在市内吃过简易饭食， 随后"摇摇晃晃"地来至南京西站候夜车。与新街口和古楼的繁华不同，偏僻的西站颇显得冷清。
进得站门，候车室内也就是若干条木制长条凳，灯光幽暗，人们处在等待中的表情，都是一副希望与机会共存、焦虑与无谓齐飞的模样。在此等候的人，大多衣着平凡，一派预示着向小地方去，而不是朝大方向行的气息。我们数人，都是一个书包，这是职业习惯，脸上洋溢着来处来去处去快点来快点去的神色。
我们随意坐下。
我发现自己右面坐着的人儿，有点异样。那中年人，衣衫普通，但是干净整洁，头发乌黑，脸色属于保养很好的那种。此人安静，没有在途中一会儿看表一会儿走动的"恶习"。他在看一本书，硬封面的，字很小。书是横排的，似乎"现代"。但从他很慢的速度看，又不像，照那个速度通俗小说三四页都看过去了。好在他抬头歇歇眼睛，合起了一下封皮，我看到上面四个字：老残游记。
我还是判断不出这个读书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当然，我这么想着都是多余，不过，不胡乱想些什么，在候车间隙里还能做什么呢。
一个乞讨的老者，从更远的右面走来。刚才检票的时候，说是要有票方得进门，我想，这乞讨者总不见得也是买了票才进来的吧。这年头，有时候有钱人比没钱的人能耐大，也有时候没钱人的"本事"比有钱人更要大上许多。他边走嘴里边叨咕，语音含糊，但是意思却是很清晰的，就是给几个钱。
周围的人，有给的也有不给的。也听得有人说，我又不发工资。转眼老头就来到了我右面中年人跟前。中年人有点诧异，待得明白过来，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元人民币，给乞讨者。然老头没拿。他用手指指中年人手上书本里夹着的纸头。我低头一看，方才明白，那本书里用来夹书的，是一张港币；原来这是个"港澳同胞"。我一时的"恶心"不知从何而来，大陆穷就穷了，求别人施舍一点，也算古来有之。但是乞讨竟然也讨出花头来了，这不就变成像《水浒》里的泼皮了么？尽管直到今天我依旧说不清自己当时思绪中的各种"成分"，我当时脱口而出的话是：别给！
不料，乞讨者一听得我的话，顿时雷霆大怒，横跨一步，挺直了腰杆对我说：要你多管闲事！我又没要你的钱！其实，我手里早拿着一张角票了，我还是将这小钱放到他手上。他手一抖，让这他已经看不上眼的人民币飘然落地。我也不管这样的争吵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反正我从木凳上站立了起来，一旁的电视台和报纸记者，立即挤在我与乞讨者的中间，在推推搡搡中，老头走了。
他不再乞讨，走到角落里数钱去了。
我和伙伴们，与那个中年人就算认识了。他祖上是大陆扬州人，自己出生在台湾，在美国读书学金融。父亲叶落归根已回扬州，他到大陆来看望老人家，顺便到风景区黄山游览。于是，我们搭伴而行，在黄山上"共享"倾盆大雨，住7元钱一晚上的旅馆，吃1元2角钱的面条。"共事"三天，玩完了，一起坐汽车回南京。中年人在车上给我们大讲金融，并且奉劝我们要舍得些钱，去买股票。谁知我们这群书虫，啥都不懂，回到上海后什么动作也没有。
在南京车站，我们彼此留下名片，"鸟兽散"了。
说实话，萍水相逢，谁还能想到哪天再相见。
去年的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报出来的姓名"吓"我一跳：黄山上的台湾朋友。他现在是一外资银行新驻上海的总裁。待我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在上海某一高层宾馆房间，只见他和夫人已经在恭候，他的男孩在一旁的地上玩耍。当初在黄山他拍下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好像是为了作再次相见的证明。
那次上黄山的朋友中，后来有去了香港的，也有已经去世的。在上海的都来了。我在他的房间里，见到偌大的书橱里的装帧精美的书籍，明白了也许就是他和我们这些书呆子共同的可爱，使得我们重新见面。
重新见面的另一原因，是因为那张港币。因钱起意的朋友，往可鄙，绝无真诚可言。而我们，也可以说是"以钱会友"，但如是的"会法"，大抵绝少，然而可信。如今，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也会通通电话，互相问候。但是，几年了，言谈从不涉及那个"钱"字，更别说是外币了。
作者：陆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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