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样一个题目来写点什么值得写下的东西，总觉得有点怪。是的，不是陌生，而是怪，怪里怪气的，而且挺别扭。
从我这种感觉，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市场经济是多么陌生；第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多穷！人同银行离得越远就越穷。
1955年我考进北大。每个月14.5元的助学金（其中12元伙食费，2.5元零用）是我的全部经济来源。大学六年，我从未走进银行。不过当时北京海淀一带的银行建筑也是够寒酸的了。在我的印象里，它的模样比小卖部、新华书店气派不了多少。其实那是储蓄所。它的隔壁就是一家邮局和小饭馆“海顺居”。
毕业后。参加工作20年，一直拿56元，同银行的距离依旧是很远很远。隔壁邮局毕竟是我很熟悉的，因为每月我要寄钱给江西的母亲，月月如此。对储蓄所，我则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1983年我从北京迁居上海。有一天我的朋友陪我逛外滩，他给我一一指出哪里是当年的英国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哪里是金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那些高大而坚固的建筑使我大吃一惊，完全改变了我原来对北京储蓄所的简陋印象！
1985年，我的处女作《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一书出版，北京三联书店寄了一张汇款单叫我去工商银行领取稿费。这便是我有生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同银行正式打交道！
说出来，你也不会信，直到1988年我还从没有在银行里开过户头，存过款。
三四十年，我走进图书馆的熟练和自如同我走进银行的陌生和笨拙形成了一种很怪诞的反差。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我期待着这种反差的慢慢消失。何年何月何日，我走进大银行的营业大厅就像我走进图书馆那样自在，不再手足无措呢？不再缩头缩脑，没有起码的自信呢？
一个人在银行营业大厅没有起码的自信，他在其他领域又会有多少做人的尊严呢？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这样。
1993年我到了德国，第一次出洋相不是在学术研讨会上，而是在德累斯顿银行开户头的时候。因为我连这方面的ABC都不懂！很难说这是很体面、很光彩的事。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不光彩。
德国人不理解我在这方面的无知无识，当他看到我的身份是教授、高级访问学者的时候。
在当今世界，人离银行越远、越陌生，可不是件兴旺发达的事。依我看，人必须离这几样东西很近很近，他的幸福才有保障：
人与大自然很近；
人心与人心很近；
人与国家很近；
人与自身很近；
人与银行很近。
最近我们单位发工资的时候不再发现金了。每人发一张中国工商银行的浦江卡，并同时给出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号码。通过这张卡和号码，我与银行的距离开始缩短了。这毕竟是件好事，是个进步。
人离大自然很近，离银行很远。——这不好。
人离大自然很远，离银行很近。——也不好。
离银行、离大自然都近，这才是我们的理想。
这就是发展经济，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请莫误会，我们说的“人”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我们民族。极少数人离银行很近，就像回到了自已的家一样，而绝大多数人离银行很远很远，远得都看不见，这种局面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公平的。
这便是我的有关人与银行的哲学。
作者：赵鑫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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