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让我们熟识了纽约曼哈顿的一条街——华尔街，而仅仅一条街却洗礼了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华尔街神话”的破灭、“布雷顿体系”及“美元本位”的动摇将全球金融市场带入了格局重组、规则改革、模式创新的崭新发展阶段。而反观近期人民币汇率的种种动向，升值与否已然成为争议焦点，而跳出升值本身的意义，其受关注的程度凸显的却是中国在国际上的金融地位。一个国家需要一座金融城市，华尔街的命运只是呈现出一种金融自身的蜕化升级，而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上海，亦然需要在国际金融地位中开辟出一块有其特色的疆域，上海世博会让这座城市离世界解手可及，同样因为世博会，上海或将借道为金融储备提供充足动力。

　　作为中国编制的首份指数——“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近日在浦东发布，其所考察和评价的对象是从当今世界上近200个在能级与业态上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国际金融中心选出的。依据本指数的设定宗旨及测算原则，从金融中心能级、发展与引领潜力及金融生态系统等三个分项中选取了68项指标。为了确保较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编制中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均取自世界著名国际组织、行业协会与咨询机构所发布的公开资料。而上海在此次排名中位列第三位，中国也成为拥有此次进入全球60强国际金融中心最多的国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和平与文明的崛起，而在自身的市场体系建设、金融机构建设、安全监管体系与国际化人才建设上还有很多环节需得到提升。特别是在创建全球人民币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中心、定价中心、清算中心等领域刚刚起步；在参与国际金融新规则的制订领域也还需快速提升软实力。

　　离“两个中心”有多远

　　在“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快速扩张支撑下的GDP高增长，让城市发展陷入了资源迷局，这是不争的事实。“两高一资”行业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相互交织，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节能、降耗、减排、环保以及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国际化的声音和国际社会的共识，那么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排头兵，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进展又如何呢？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设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并提出了未来十年上海必须完成的五大任务：建设比较发达的多功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发展；发挥先进制造业优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服务业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的更大发展；推进企业改革和改组，特别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强上海与长三角地区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相互协作和支持，加强与香港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形成分工合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在中国，城市区划人口在8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共有8个，其中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另有武汉、成都、石家庄和哈尔滨4个省会城市。

　　从人口规模来看，这8个城市无疑都属于世界级的“特大型”城市。但从人均GDP来看，这些特大城市的经济却是“大而不强”，它们的人均GDP都不足一万美元，除上海、北京两市正在靠近一万美元关口外，天津市刚迈过5000美元大关，其余城市人均GDP都不足5000美元。相比之下，纽约市的人均GDP约为7.8万美元。

　　而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特大城市仍停留在“工业城”或“制造城”的地步，唯独首都北京例外。应该说，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与国际化大都市是基本上相当的，因为它已将工业的重要性（占GDP的比重）降低至20%多一点，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在北京市的GDP中却占据了70%以上的比例，这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大都市产业结构。

　　相反，提出要在十年内建成“两个国际中心”的上海，至今却依然是一座标准的“工业城”。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在上海的GDP中仍占据高达46.6%的比重，而第三产业仅占50%略多一点。也就是说，现代的上海基本上还是一座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而作为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志——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上海还有很大的差距和发展潜力。

　　因此，可以预见，上海若要在十年之内建成“两个国际中心”，必须将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从现在的46.6%降至26%左右，同时，将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要从目前的52.6%提高至72%左右。换句话说，在十年之内，要将上海工业的重要性降低20个百分点，而将服务业的重要性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一个艰苦的任务。

　　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日益威胁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今天，以上海为代表的上述特大城市应该充当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排头兵”，并率先走向节能、减排、降耗、环保、内涵式、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高科技研发、金融保险、国际物流、信息资讯、计算机服务、软件开发、文化教育、卫生保健、旅游餐饮、休闲娱乐、房地产业、社会公共服务等，并将“两高一资”的“工业制造”（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纸、纺织、汽车等）迁出这些特大城市，做大服务业GDP，压缩工业GDP，用实际行动促进特大都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

　　因此，中国特大城市应该率先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并为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下一个十年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作出巨大贡献。

　　一座城市的金融征程

　　近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出席了中国国际经济会在上海举办的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招待会，并进行了题为《走稳中国金融崛起之路》的演讲，其演讲内容强调了中国金融在世界崛起的四个标志：一是人民币基本国际化；二是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超大型金融集团；三是继香港之后，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四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讨论和决定国际金融重大问题时有相当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并能发挥重大影响。

　　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这份报告里称，“本币全球竞争力”将成为“后海啸时代”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本币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特定金融中心所持的本币在对外贸易、国际结算、外汇交易与世界储备货币体系中的比重，还有来自全球投资者对该货币含金量与安全性的广泛认同。“本币全球竞争力”是21世纪“全球多元自平衡防险货币体系”的基石，是防范和减弱一国金融危机跨国传递风险的探索。重构21世纪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游戏规则势在必行，各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将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获得新的定位。而作为上海走入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石，人民币国际化亦然是其坚强后盾。人民币国际化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可兑换，人民币在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实现完全可兑换；二是全功能，人民币承担国际货币的全部功能，包括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交易、投资、储备；三是大比例，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中占有较大比例，应超过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或超过我国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量的比例。

　　戴相龙指出，近几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有几项重要突破：一要在提高我国社会资本形成能力上有所突破。除了依法有序扩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额和股本以及增加交易量外，要研究和推进长江中下游、长三角地区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转让业务，积极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将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接通，扩大全国企业、公司债的发行，为境外人民币持有人投资人民币债券创造条件；二要推进国际资本在上海金融市场的双向流动上有所突破，继续扩大境内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外对内证券市场投资额度。稳步推进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适时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对政府间通过特定安排输出人民币和引入相应外币，提供良好服务；三要在组建具有综合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控股集团方面有所突破。建议国务院支持在上海通过重组和新建，组建几家大型金融控股集团，推进综合经营试点。驻京大型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力度，将其新设信用卡等业务部或子公司设立在上海。新设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总部，原则上应优先注册于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近日表示，过去一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开局良好，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及钢材期货交易稳步发展。90多项重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1/3已启动，还有1/3即将启动，剩下1/3正在调研中。尽管上海以金融中心的姿态走入世界需要稳固的历练，但箭已在弦上，只待发力前行。

　　（作者：董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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