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南非世界杯来了，作为球迷当然关心决定世界杯归属的核心因素，很显然这是个纯粹的体育问题。但作为经济学门徒，笔者同样关心的是世界杯的经济影响，而毫无疑问这是个标准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对世界杯的经济影响，媒体上并不罕见，但内容大多局限于世界杯主办国的经济收支核算，或旅游业、零售业及传媒业等相关产业的商机起伏分析。比起这些寻常问题，笔者更想了解的是世界杯对股市的影响，毕竟自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一直异动频繁，而世界杯的到来让市场发展趋势更加扑朔迷离。

　　抱着对这个另类问题的莫名兴趣，笔者在网络上对“word cup，football, stock market”展开了地毯式搜索，结果依旧是让人有点失望。本以为一些商业性的专栏文章会更容易涉及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学术领域似乎对此更加情有独钟。对足球胜负、世界杯归属对股市走向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金融学国际学术界竟然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深入研究，并在建模和实证中运用了最新的一些基础理论工具，得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经验结论。

　　首先，最重要的是，短期内国际股市波动性可能会较为强烈。这个结论的得出与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休戚相关，实际上，让人非常惊叹的是，行为金融学本身作为经济学重要创新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才步入成熟，而这一理论竟然在1990年就被用于了足球与股市的关联度分析，Krueger和Kennedy这两位顽皮的经济学家创造了声明遐迩的“超级碗理论（The Super Bowl Theory）”：美国股市的涨跌与美式足球超级碗比赛的归属高度相关。令人瞠目的是，在1967年到1988年间，“超级碗理论”于22次之中成功预测了20次股市变化，这种成功率显然比某些市场分析师高明很多。

　　行为金融学与传统经济学的重要不同在于，前者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混血儿，该理论创始人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虽然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严格意义上是个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这意味着行为金融学强调的是心理效应对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市场主体并非如传统经济学假定的那样“完全理性”，由于在心理波动之中受到“本能”的影响，他们的许多行为决定是“非理性”的，情绪好坏完全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行为选择。

　　毫无疑问，世界杯作为绝大多数人的心头所爱，足球胜负作为绝大多数人关注的国家荣誉问题，对市场主体的心理变化必然会产生潜在影响。一系列的学术研究表明，国家队的胜败会从两种渠道给股市主体行为施加潜在作用：假设市场主体因为国家队的比赛胜利心情愉快，那么一方面他们会在乐观情绪中减少对特定等级风险的敏感程度；另一方面，心情愉快也会让他们更容易在较低效用满足水平接受某一特定资产组合。也就是说，足球比赛胜利会让市场主体变得更加偏好风险，更加容易达成交易，反之则不然。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杯是一个赛会形式的足球盛宴，任何国家队在多场比赛中都可能有胜有负，而对于同一场比赛而言，除了平局外就必然会有一方胜一方负，这意味着，32强的本国股市会不同程度地上下起伏，世界杯透过行为金融学渠道增加了国际市场的整体波动性。

　　其次，世界杯表现可能会给各国股市长期发展带来潜在影响，这种影响的理论来源要归于传统经济学范畴。许多学术研究表明，一国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会对其后较长时间内的国家经济增长造成潜在作用，一般而言，足球领域的抢眼表现会带来国民士气的整体提高，某种程度上会增强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进而给经济增长输送源源不断的内部助力。而股市的涨跌作为经济基本面好坏的“晴雨表”反映，自然会与经济增长发生同向变化。也就是说，一国股市长期走势某种程度上会与足球成绩正向相关。在笔者看来，这种影响由于过于间接而可能相对次要，在2002年到2006年间，在日韩世界杯上折戟小组赛的阿根廷股市飙升了418.17%，而冠军巴西不过242.97%，而亚军德国则只有可怜的34.69%。不过，对于英国、意大利、法国及德国这些联赛商业化运营非常成熟的国家而言，此种影响就较为重要了，毕竟很多大牌球队都是上市公司，像英国国内就有26支球队业已进入股市，这些国家国家队的表现自然会给本国“足球板块”带来巨大影响，而球星个人状态也会给球队股价施加重要作用，试想如果鲁尼由于伤病沦为英格兰罪人，那么曼联的股价一定会大跌，整个英国股市说不定都会一片阴霾。

　　总之，世界杯对股市的影响远没有我们事先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多数人难以接触的经济学学术研究却出人意料地给了市场更多启示和警醒。平心而论，对世界杯影响学术研究的意外发现，让笔者不得不再一次惊叹于经济学的无所不能，也不得不再一次折服于经济学家的激情四溢，萨缪尔森用“热切的心情，冷静的头脑”作为教科书的题目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作者：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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