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是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均快速增长的结果，经济发展中并不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我国出口却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不足的制约，扩张空间日益缩小，经济发展模式亟待从外需拉动为主向内需拉动为主转化。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为主向内需拉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换，其关键环节在于提升国内消费需求。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全球中等水平，未来消费需求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提升的空间巨大，这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需求模式转化的良好时机。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需要从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和改善消费环境三方面着手。

　　消费需求根基稳固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其中，投资是短期内的需求因素，长期来看是供给因素。从需求决定论的角度分析，投资需求的规模与结构取决于消费需求和出口的规模与结构。因此，从根本上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需求是消费和出口。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1年—2009年期间，名义GDP年均增长14.91%，这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是在消费和出口均快速增长的双重拉动下实现的；2001年—2009年期间我国名义最终消费和出口（按本币计算）年均分别增长11.63%和16.58%，在消费和出口快速增长的拉动下，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8.82%。

　　比较分析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的GDP增长状况可以看到，消费和出口增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2001年—2009年期间，中国和印度的消费和出口均保持了高速增长状态，两国经济名义增速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名义GDP增速。同时，中国和印度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速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和印度资本形成总额的名义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速，同时，GDP名义增速又高于最终消费的名义增速；而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最终消费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速，同时，GDP的名义增速高于资本形成总额的名义增速。这一现象是由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差别所造成的，是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反映。

　　中国和印度经济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出口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提升，特别是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的提升，使中国和印度经济的乘数加速数（单位基础需求的增加需要的投资）较高。但美国、日本和韩国均已进入发达阶段，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占比提高，对投资需求相对较少，由于美日韩经济的乘数加速数较低，所以单位基础需求（消费和出口）的提高需要较少投资。上述因素使得中国和印度资本形成总额与基础需求的比率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在2000年以后进入到新的重化工业阶段，而当时的印度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及加工工业发展相对较快的时期，这使得我国经济的乘数加速数高于印度，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率）也高于印度。结果是，我国经济的乘数加速数从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9年的63.28%；而印度经济的乘数加速数仅从2000年的27.19%提高到2009年的38.82%。

　　总之，自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是由国内消费和出口均快速增长共同拉动的结果；而我国消费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达到全球中等收入水平、消费需求进入快速扩张阶段的结果。这些结果均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

　　出口的扩张空间或逐步缩小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受国际市场竞争和市场规模限制，一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将日益缩小。一旦出口份额下降，再加上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能弥补外需下降产生的需求缺口，经济增速会大幅度回调。如日本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在1948年以后不断提高，从1948年的0.44%提高到1972年的6.94%，其间日本经济也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名义GDP增速在15%左右；1972年以后日本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提升幅度缩小，GDP增速也明显回调；1991年以后，日本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转而持续下降，到2009年降为4.65%，其间日本国内消费持续低速增长，日本GDP名义增速也持续低速增长，1992年—2008年期间日本名义GDP年均增速只有0.44%。

　　从全球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受比较优势和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影响，一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长期维持高水平是不现实的。美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在1948年以后持续下降，从1948年的21.84%下降到2009年的8.46%。日本和德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当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达到10%左右后，进一步提升出口的空间会缩小。日本出口占全球比重在1986年达到9.86%的高峰，此后10年基本维持在9.1%的高水平，而1995年以后趋于下降；德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在1985年以后提高到10%以上，1990年达到12.21%的历史高峰，此后也趋于下降，2000年—2009年期间基本稳定在9.03%左右。

　　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在1990年以后进入快速提升期，从1990年的1.8%提高到2000年的3.86%，2000年加入WTO后进入加速提升阶段，到2009年提高到9.62%，已接近日本和德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的历史峰值。我国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2009年人均GDP只有3785美元，略高于2009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3344美元）。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我国人均GDP也只有6407.84美元，仅相当于2009年全球平均水平（10706.19美元）的64%、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730.9美元）的54%、高收入国家（36518.16美元）的19%。

　　较低的收入水平意味着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巨大。作为人口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创造巨大的国际贸易流量，因此，我国进出口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还会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会超越德国和日本的历史高峰。但受国际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的制约，未来提升的幅度与空间会不断缩小，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弱化。日本和德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的快速提升持续了25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出口占全球比重的快速提升现已持续20年时间。按此估算，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大约在2015年左右达到历史峰值。一旦我国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顶峰，我国出口增速将回归全球出口平均增速，按1948年—2009年全球出口年均增长10%左右估算，2015年以后我国出口增速将回调到10%左右的较低增长状态，仅相当于2000年—2009年年均出口增速的一半左右（按美元计算年均增速为19%），即2015年以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下降一半。

　　扩大消费需求的必选项

　　面对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即将达到峰值、出口增速趋于下降的挑战，我国经济要保持快速发展，根本选择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为主向内需拉动为主的转换。从各国发展经验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来看，内外需求的双重驱动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旦遇到外需下降，经济增速将回调，国内居民收入也会下降，最终会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及投资需求的下降，由此很容易形成“外需下降→经济增速下降→居民收入下降→消费需求下降→投资下降→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关键环节在于遏制消费需求下降，稳定国内投资需求。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关键在于如何保持国内消费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弱化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缓未来外需增速下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

　　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收入水平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时期，正是消费规模快速扩张、消费结构大幅升级的阶段。我国未来消费需求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提升的空间巨大。

　　1.提高居民收入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

　　居民收入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决定性因素，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目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企业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偏高，如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只有39.7%、营业盈余占比高达31.3%；而日本2007年雇员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76.3%、企业家收入（企业收入分配之后）仅占19.8%。提高我国居民收入需要从改革要素价格、改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着手，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

　　2.加大二次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缩小收入差距

　　保持适度的收入差距是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社会效率的必要条件，但收入差距过大也会降低社会效率，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较大，不仅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内部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高收入阶层收入增加会刺激高档消费品消费需求的扩张，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但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远大于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需求断层，抑制高档消费品向普通消费品、新兴产业向支柱产业的转化进程，从根本上看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需要加大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通过加强转移支付，缩小城乡之间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政府住房保障机制，改善消费环境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制约扩大消费的制度性障碍。扩大消费需求，需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水平，也需要加大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与供给力度，消除消费者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的后顾之忧，切实改善消费者预期。

　　（作者：李建伟）

　　注：本信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据此投资风险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