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振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美联储前不久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QE2）的货币政策。何为“量化宽松”？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滥发货币。笔者认为，QE2不但难以激活美国疲弱的经济，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随着QE2向全球陆续释放大量流动性，黄金、石油、农产品、糖、棉等国际大宗商品在美元持续贬值的影响下，价格不断攀升。输入性通胀已成为巴西、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头上密布的阴云。为了对抗通胀压力和日渐积聚的国际热钱压力，巴西、泰国等国已先后进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印度、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则分别通过加息来收紧信贷阀门。

　　当前，世界呈现放松货币与紧缩货币两大阵营。一边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由于复苏乏力，需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刺激经济增长；另一边则是新兴经济体一次又一次地收紧银根以抑制通胀。

　　这种对抗格局背后则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重新审视全球再平衡

　　全球再平衡是整个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必须肩负起各自的责任，通过各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谁调整时间越快、越全面，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中国近年来一直坚持扩大内需，寻求内外贸易的平衡发展。事实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已意识到自身的经济发展必须以国内消费为主。最近确立的“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方向和战略任务已明确，在今后五年中，要把内需特别是国内的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然这个调整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也是艰难的。

　　中国在再平衡过程中，要想尽办法加快调整结构，能不能把居民消费率作为一个约束指标，提出每年提高1个—2个百分点的目标？现在靠收入分配改革等措施，可能不会尽快启动中国的居民消费，怎么办？政府掌握的17万亿元优质资产中（如中移动、中石化等），能不能逐步地出让一部分好资产，给那些有钱只投资房地产而找不到更好投资渠道的中产阶层和那些富人？

　　出让上述股份换得的资金，政府可以集中用在老百姓身上，如改善社保体系、搞补贴，想尽办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扩大消费。中国的消费主体是老百姓，所以，要想办法让他们消费。现在的问题是“普通老百姓想消费却没钱消费”，而那些富人的奢侈性消费却不能构成中国的主体消费。

　　对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起初可以理解，因为有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但是如果做得太过分，就容易引起新的问题，因为光靠增发货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问题得不到解决，最后的结局就是滞胀。尽管美国现在“喜欢”通货膨胀（因为它膨胀不起来），但是当全球大宗商品真的涨起来，对美国国内物价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美国国内物价起来了，它的经济问题、失业问题就解决了？这个谁也不敢肯定，而且如果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速度比美国快，出口减少了，就能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结果难以预料。

　　所以，应该提醒美国，继续滥发货币，最终不仅不能彻底解决美国经济问题，而且有损于美元长期的地位，也将损害到美国国民的长期利益。

　　美国要尽快解决“双赤字”问题，有三个着力点：第一，进一步减少军费开支。美国在上个世纪的后50年内，庞大的军费开支对全球及地缘政治的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现在应看到，美国国力在衰减，军费开支应进一步缩减。第二，美国有8000吨黄金储备，能否卖一点黄金，以减少发行赤字债券。第三，促进贸易平衡。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翻番，很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根本不可能。美国有比较高端的技术可以出口，但现在又不出口，理由是涉及到美国的安全问题，其实可以适当放松一些技术出口限制。

　　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人们在总结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塞尔委员会，都认为是监管不力。笔者始终认为，监管不力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绝对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国一些学者又认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笔者认为失衡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也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

　　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从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弄巧成拙，刺激形成了巨大泡沫，最后导致了危机。而美国的错误政策能造成全球性危机，还有一个客观的制度原因，就是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主导货币美元的发行没有约束。

　　美联储启动QE2以来，国际社会最担心的是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的资金不会进入美国的实体经济，而是流入海外市场，形成一些国家的资产泡沫。目前，美国市场并不缺少资金，主要是资金不能进入美国的实体经济。由于没有高的投资回报率，银行体系中的信贷不流向中小企业，所以失业率依然高企。美国失业率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自危机爆发至今，美国央行资产已经从2007年的8000亿美元左右，攀升到现在的2.4万亿美元左右，银行体系内资金也很充裕，据说超额储备有2万亿美元左右。

　　QE2计划在未来11个月购买价值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会让本已弱势的美元进一步走低。美元“滥发”是一场赌博，既救不了美国经济，又说明了美国政府包括一些学者不愿意向世界承认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QE2的启动，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更加紧迫了。

　　关于这个命题，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法国就提出来了，讨论到今天，5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2008年危机刚爆发，笔者曾提出，当今世界没有出现一个像1944年前后取代英镑的美元集团，主导世界经济的不是欧元，不是人民币，也不是日元、英镑，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

　　我们必须抱有持续的、渐进的态度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不能让全球化趋势中断。所以关于这一改革的讨论，不要太宏观，如超主权货币等等，而是应该微观一点，更细一点。

　　比如特别提款权（SDR）到底怎么改？SDR的篮子里面能不能放巴西、中国的货币？什么时候放？又比如说SDR能不能面向私人领域，而不单用于政府支付交易？SDR的结算系统怎么建立？虽然这些是细小的问题，但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应推动G20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快这方面的改革。

　　值得强调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阻力是美国，只要其积极性不高，外围国家如何讨论效果都不大，关键是美国要动起来。但是，美国不可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退让。因此，总结欧元的产生背景，国际社会只能退而求其次，先让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逐步过渡到多元化的货币体系。现在欧元区在发展，亚洲的货币合作在发展，拉美的货币合作也在发展，互相促进，彼此制衡，慢慢往前走，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且在此过程中，大前提是必须要保证全球化趋势不中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才能逐步、渐进地推进。

　　关于当前的宏观审慎监管问题，《巴塞尔协议III》主要是针对单个金融机构运行中的资本充足率以及逆周期等指标问题。笔者认为《巴塞尔协议III》是不全面、不彻底的，是基于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的成熟大国的基础上而定的。

　　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在目前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泰国、巴西、韩国、菲律宾、中国都在很谨慎地防止跨境资本的大量流窜，这是一个国家金融稳定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巴塞尔协议III》的一些指标可以解决的。比如说爱尔兰，危机前资本充足率相当高，不良贷款比例相当低，资本充足率在13%左右，但受危机冲击，银行不良资产率占到GDP的20%，而GDP增长可能缩减13%，成为世界上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

　　因此，《巴塞尔协议III》应该更多地从亚洲视角、从新兴国家视角、从发展中国家视角，来研究如何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全球性风险问题，应对当前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投机冲击，提出一个全球的监管框架协议。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有缺陷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具备一定的条件后，可以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具体而言，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核心思路有三点：第一，想办法让人民币尽快走出去；第二，创造一个离岸市场，让全球的人民币持有者可以到离岸市场上来投资、存款，也可以让全球的人民币需求者在离岸市场上进行筹资；第三，全世界愿意手握人民币，是基于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益。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要开设一定的“管道”，通过离岸市场，帮助海外人民币持有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而不是股票市场。

　　（作者：夏斌）

　　注：本信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据此投资风险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