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由此产生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影响以及社会影响应受到高度关注，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变化中及早绸缪。

　　经济奇迹的背后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之久，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奇迹与先前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奇迹的共同点都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即有着相对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言的过剩劳动力。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包括吸引外资、控制消费在内的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中国与亚洲经济奇迹不同点在于因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在改革开放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分割的强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无法被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打破了这种局面，它使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开始充分有效地结合，使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保持在较高水平。

　　由此可见，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业化与市场趋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成因。但目前各种迹象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正趋于终结，并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人口变化的挑战

　　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的终结是中国人口变化的结果。尽管目前农村劳动力仍呈剩余状态，但统计分析表明，适合于外出就业的16岁－45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50%左右已转变成农民工，务农已为数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年富力强的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这一现象就是国内外学术界热议的“刘易斯拐点”。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当“刘易斯拐点”来临时，工资当呈普遍上涨趋势，并对以低成本劳动力为特点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带来深刻挑战。如果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人们所期待的、加速转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那么问题的深刻性则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同时也在向老龄化方向转变。

　　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将在2024年前后达到峰值。按联合国标准的劳动力人口，即14岁－64岁人口，将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而按就业最佳年龄，即34岁以下劳动人口，在2003年前后就已达到峰值，目前正在回落。这一估算不仅在某种程度与本世纪初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相吻合，同时也预示着明年劳动力人口见顶后，新增劳动力将开始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预计在2015年前后，新增劳动力供给与新增劳动力需求将基本持平。随后，劳动力短缺也将成为普遍现象。这不仅意味着工资上涨的幅度会加大，而且有可能需要修改现行的退休标准，以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劳动。

　　四重观点指引新经济

　　观点一：“十二五”时期或是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时代

　 “十二五”时期很可能是由GDP为导向时期向国民收入为导向时期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是个桥梁，对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能调整好，将为今后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基础。财税体制的改革、价格体制的理顺和以居民收入分配为中心的整个社会体制的变化，成为改革的三项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改革的突破将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

　　过去我国经济是以GDP为导向，未来可能是以国民收入为导向。学术界正在热议日本1959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从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中国类似的这个时代可能到来了，也就是说，“十二五”规划很可能变成以国民收入为导向，不再是以GDP为导向。很可能“十二五”规划就是连接GDP向国民收入倍增的过渡桥梁。

　　观点二：今年“二次探底”的风险不大

　　中国经济未来不正常下滑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和节能减排三项政策的相互叠加上。目前，中国经济还在缓慢回落，但今年不会出现2008年那种意义上的“二次探底”。虽然存在不稳定的因素，但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在9%上下，未来更应关注的是通货膨胀风险。如果不考虑成本推动因素，2011年物价的高点应该在六七月份，受成本因素影响，很可能出现前高后不低的局面。

　　观点三：警惕消费增长不能弥补投资增速下滑

　　未来五年经济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增速会降低，但是消费增长并没能弥补上。现在的这一轮投资是在两年前发生的，投资规模很大，这一周期明年将结束。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建设投资结束后，如果没有持续投资，而消费一时又跟不上，将会导致经济不正常下滑。为避免由投资波动带来的GDP波动，维持一定的投资水平是必要的。其中，未来五年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应特别关注，而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成也至关重要。

　　观点四：缩小贫富差距才能使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倚重于投资内容的扩大，而消费又是重心，所以未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方向。因此，除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外，应切实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初次分配中使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提高。

　　按联合国最新统计，人均国民收入875美元以下称为低收入国家，875美元－385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3855美元－11905美元称为高收入国家。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在二战之后就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甚至高于战后的欧洲，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相反，当时跟拉美相比比较落后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人均国民收入3万多美元，韩国大概是2万多美元。统计学观察发现，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关键指标是基尼系数，巴西的基尼系数在0.6以上，阿根廷的基尼系数是0.5，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则非常低。而基尼系数是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如果上述人口规模的预测准确，加入对经济未来走势的预期，其可能对“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产生下述影响。

　　首先，由于人口规模总体上升，对商品和劳务的社会总需求也在上升，但劳动力供给却有下降趋势，这样就使供给方面的增长率与需求方面的增长率出现差距，这将导致物价上涨的趋势长期化。尤其是3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持续回落，会使低端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致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物价上涨快于平均物价上涨速度，从而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影响。

　　人口变化对通胀的含义是，物价总水平有可能持续上涨，而农产品、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更大。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从支持经济高增长转变为控制通胀。

　　其次，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抚养比将再次上升。由于全社会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加大，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意味着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这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更重要的是工资上升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同时，工资上升和老龄化均会推高消费，拉动进口，从而使贸易顺差较快下降。最悲观的估计是，2016年后 贸易顺差将开始由正转负。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化，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密切关注国际收支，及时有效协调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再者，鉴于劳动力情况以及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既意味着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也表明需要抚养的人口上升，从而有可能导致人均财富下降。根据以往的经验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增加0.11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抚养比的上升与人口年轻化抚养比的上升有截然不同的含义。14岁以下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不仅意味着抚养成本的双倍增加和医疗费开支的80%提前使用，而且表明未来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增加，抚养成本可偿还且有结余，而人口老龄化的抚养成本是净支出，偿还基本无望。

　　因此，人口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开支、代际偿还来源片面会使当期社会运行成本上升，从而对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全社会层面的国家资产负债产生冲击，其中对财政的可持续性威胁最大。这就需要从长远着眼、从现实着手开始规划构架包括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稳定健康的、可持续的国家资产负债结构。

　　绸缪“未富先老”

　　经验表明，“刘易斯拐点”是个区间，区间包含着始点和终点两个拐点。流行看法的拐点实际上是终点，称之为“商业化点”，意味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村“隐蔽性失业”不再存在，从而使农村，主要是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农产品如同其他商品一般，具有商业上的竞争性，并因此改变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特征。

　　事实上，在达到这一终点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就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始点，称之为“食品短缺点”。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如机械化等尚未完全改善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有限，相对于增长中的需求农产品产出提高有限，甚至有所下降，食品价格上升。而食品支出又是工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又会促使工资进一步上升。

　　近年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的涨价以及农民工的短缺都预示着在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始点已经来临，中国或已步入“刘易斯拐点”区间。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使处于“刘易斯拐点”区间的经济面临更多待解的问题。

　　上述情况也表明，中国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的现象，并对未来经济发展形成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应高度关注并及早形成着眼于长期的战略安排，从“十二五”着手进行科学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