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神、灶君是最早的年画形式，滥觞于远古，定型于汉。到了宋代，人像开始出现在年画中，中国版画艺术完成了从佛像到人像的一大转折。从此，英雄与美女作为中国民众的“形象代言人”，生动地表达了中国老百姓的愿望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从历史文化的意义上说，年画就是中国人的一张脸。

　　与老外夺宝，为文化存根

　　上海老年画收藏家张文标的收藏经历也蛮有传奇色彩。他之所以收藏年画这样一个冷门品种，其实也是一次偶然，之前他主要收藏连环画和各种画报。有一天，他逛藏宝楼，突然眼睛一亮，一张泛黄的老年画夹杂在一大摞旧书中。他捡出一看，是一张彩色关公像，尺幅也有对开那么大。摊主不懂年画，张文标便以较低价位购得。这是他收藏的第一张年画。

　　后来张文标发现自己与年画真是相见恨晚。当时有些出自名家之手、品相较好的月份牌，画面为现代旗袍仕女的那种，已可卖到上万元。清末民初的老年画，卖得也不低。而且在古董市场上，一样的年画、月份牌，卖给老外的价格是卖给中国人的十倍，唯利是图的老板当然要以“国际友人”为重点交易对象了。

　　所以，张文标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好在他有收藏连环画的经验，在古董市场的老板中人缘不错，人家就愿意留一些给他。“一般摆在摊头上的，大多价值不高。只有看到熟人，他才肯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两件来，那才是好东西，但价格也只能由他开了。你当然也可以嫌贵不要，但一转身他就卖给老外了，而且高价更高。结果就是——好东西流到国外去了。”

　　近20年间，不少欧洲的收藏家针对性很强地在中国大陆收藏老年画和月份牌，有些学者型的收藏家还在大学基金会的帮助下进行专题研究，写了论文，出了专著，有的还开设了专题收藏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年画研究所，他们的学者到中国来收购年画，价钱随便卖家开，再高都要。而中国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的学术机构关注土生土长的中国年画。恐怕将来中国人要研究年画和月份牌，得去欧洲了！”张文标感慨地说。

　　凭着一股与老外抢宝贝、为中国文化保存一株根须的劲头，张文标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扑在年画搜求上了。足迹遍布北京、南京、天津、开封、扬州、苏州等地。有一次他在北京古玩交易会上收到一对山东杨家埠的年画《麒麟送子》，尺幅很大，而且人物开脸是手工的，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技法极为相似，所以很有点研究价值。

　　明代古年画，家和万事兴

　　张文标收藏中年代最早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张年画。那是在武汉淘宝时，他从一大堆破破烂烂的地契文书里发现了这件不起的宝贝。这幅老年画有标题《枯荆重荣》，画面上是一家人，围着一棵重新萌生枝叶的大树欢欣雀跃。张文标说，经他考证，画面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对兄弟在父母死后分家，因为双方都认为财产分得不公平，兄弟俩从此视为陌路。不久家里的一棵老树也濒于枯死。古人认为树是能够通灵的，兄弟失和，家道中落，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后来兄弟俩从大树的奄奄一息认识到自己的不对，重振精神，劳动致富，言归于好。大树也从此萌生新芽，神奇复活。这幅年画与当时的大多数年画一样具有教化作用。

　　这幅画是单色的，这正是此画出品于明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画上还印有“某人印赠”等字样，出品于山西临汾县。而山西临汾在明代是我国北方年画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北宋以后，北方以临汾为中心，南方以临安为中心。

　　这时的年画大多是木刻的，对后来的图书印刷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木版年画的出版印刷始终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完成的，为求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匠人们求新逐变，个性鲜明。年画创作就成了一直很活跃的一个艺术领域。版画中普遍使用的套印、水印等技术，也是在年画创作上首先使用的。

　　《四美图》划时代，从佛像到人像

　　张文标曾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一张老年画，这是他与一叠旧画报一起购进的。由于他当时已具有一定鉴赏力，预感此画非同寻常。经查资料，果然极为珍贵。虽然他所收藏的这幅是清代复制的，钤有“浙绍墨润堂印”等字样，但它的母本却颇有来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帝俄时代的一位军官柯兹洛夫大佐潜入我国甘肃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塔内盗掘西夏文物时，偷走了一张年画，这张年画就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俗称《四美图》，年画上画着汉代的赵飞燕、王昭君、班姬和晋代的绿珠四位美女。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年画，出自平阳（今临汾）刻坊。画上盖有“平阳姬家雕郎”的店铺字样，足见在当时年画生产已具规模。

　　1915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狩野直喜博士游历欧洲时，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现东方博物馆）内看到此画，设法将其影印件带回日本，并在几年后撰文在《支那学》杂志上予以介绍，认定它的制作年代应该在金代。作品由此引起东西方各国对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高度重视，《四美图》也被世界美术界公认为中国版画史上划时代的作品。著名学者郑振铎认为，《四美图》可看作中国版画艺术从佛像到人像的一大转折。现在山西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中也藏有此图，是从俄罗斯复制回来的。而张文标收藏的这张《四美图》，据他考证是清代复制的，也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我在张文标的收藏品中看到了这张年画，四大美女身上的衣纹如此灵动，神态如此安详，体态如此丰盈，举止如此雍容，加之边框装饰也精美妥帖，充分展现了当时匠人高超的构图布局能力和刻版技术。

　　从旧校场年画看海派文化

　　十多年来，张文标收藏了几大年画基地的代表作，北起天津杨柳青，南至苏州桃花坞，荦荦大端，疏而不漏。但被上海文史专家认为最有价值的，应该是旧校场年画。

　　老城厢的旧校场是建于明代的一个演武场，十九世纪中期，旧校场出现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店铺。由于获利丰厚，有些店就自己刻印年画，聘请苏州桃花坞的画师、工匠绘稿并制作，行销颇畅。旧校场年画除在上海自销外，还返销苏州。1860年太平军东征期间，不少桃花坞业主和工匠为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使上海的年画市场繁荣起来。

　　清同治、光绪年间，旧校场年画盛极一时，聚集了几十家画铺。著名海派画家吴友如、钱慧安、改琦等积极参与了年画创作，在提升艺术境界的同时兼顾平民化、大众化，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而且在新闻业还不发达的当时，旧校场年画还承担了新闻报道和新观念传播的使命。

　　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传入我国，五彩石印胶印逐步代替手工木刻印刷。同时，上海出现的月份牌画发展成上海独有的一种新的年画样式，成为上海年画史上另一个有国内外影响的辉煌时期。月份牌不仅取代了上海的木版年画，也取代了上海的石印年画，并在上海年画领地一统天下。月份牌发祥于清末的上海，早期是作为商业宣传品附送的，画上大都印有全年的月历节气，它是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年画。

　　旧校场年画发展经历了木版手工拓印时期、石版印时期和胶版印时期，完成了由木版印向石印和胶印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年画浓缩了中国年画的印刷史。

　　（作者：沈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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