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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以来，以利率债收益率为代表的无风险利率节节上升。商业银行等偏好非标资产等高风险资产而少配国债等无风险资产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与基础货币供给放慢、利率市场化等关系密切，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和预算软约束主体等依托国家信用背书支持来追逐自身利益的逆向选择的结果。
首先，金融体系流动性创造能力的下降与各类主体债务融资需求刚性上升的矛盾加剧，使得市场无风险资金成本趋于上升。由于外汇占款出现缩减趋势且无其他有效的基础货币补充渠道，基础货币供给增长有所放慢，制约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创造能力；而随着经济增长逐渐放慢，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依赖更多的负债融资支持，巨额存量债务本息的偿付也更依赖借新还旧来滚动，因此信用需求强劲且刚性。流动性供需的矛盾使得资金成本趋于上升，加剧资金面的脆弱性，资金市场易紧难松。
其次，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之前由存款利率管制所维持的金融压抑被大幅削弱，银行负债端资金成本持续上升。由于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不愿接受利润高增长格局终结，其倾向于多配置高收益资产来匹配高成本负债。而城投平台和地产能承受更高的融资成本，对银行来说，这类高收益资产短期风险有限，与无风险资产相差不远。此外，由于商业银行大而不能倒，从而亦有国家隐性信用支持，加剧了银行多配高收益资产的动力。本质上看，这一现象是国内信用风险定价体系扭曲的结果：由于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政府信用和众多市场主体之间的信用风险边界难以有效切割，市场参与者认为大量企业经营层面的信用风险最终需由政府承担，不是城投“国债化”，就是国债“城投化”。除非严控软约束主体并完善监管体系，否则商业银行多配高风险资产的顺周期逆向选择很难避免。
再次，信贷规模控制、行业贷款规模控制、风险资产的资本金占用等监管措施被近年层出不穷的表内外金融创新有效规避，债券原本相较贷款所拥有的各种优势几乎荡然无存，使得债券享有的收益率溢价持续缩减，体现为债券收益率上行幅度大于非标类资产。由于下半年利率债供给规模偏大而信用债供给相对偏小，因此收益率的上升首先体现为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利率的大幅上升。
最后，央行坚持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以倒逼机构压缩杠杆以控制金融风险和债务扩张，这就使得短端收益率振荡趋升的趋势得以维持。只是除城投和地产外的多数企业无法承受如此高的资金利率，实体经济继续压缩信用需求，更多资金流入继续泡沫化的房地产和拥有政府信用的城投平台等，使事态更复杂。
以下条件可改变逆向选择过程：一是房地产、土地等资产价格见顶，降低房地产行业和土地财政的预期收益率，并恶化银行的资产质量和利润、降低银行风险偏好；二是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高风险业务的风险资本占用，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允许部分陷入经营困境的金融机构破产；三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划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分配，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约束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等；四是由中央主导通过收紧流动性总闸门等手段，推进利率市场化，引导金融机构止损并降杠杆。
终结逆向选择需要一段时期，直到较为彻底地打消各类市场主体的侥幸心理，迫使各类主体按照中央降杠杆、调结构的意图来调整自身资产负债表。无风险收益率推动的利率上升可能仍将持续一段时期，这可能最终大幅推升信用类债务的融资利率和信用风险溢价。虽然短期内央行采取宽松政策可使资金面趋于宽松，但效果只会是短期性的，因仅实施货币政策宽松既无法改变各主体的逆向选择也不能改善金融资源分配扭曲。此外，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宽松会通过缩减中美息差等方式冲击人民币汇率稳定，刺激资本流出，部分抵消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货币政策宽松说易行难，趋势性的宽松货币政策需以限制逆向选择、经济步入去杠杆进程为前提。对债市而言，在去杠杆进程所催生的债券大牛市到来之前，还需度过一个高无风险利率和信用风险溢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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