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待春风遍，烟林独早开” 。

　　近期，在历时近22个月的谈判后，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标志着贸易摩擦迎来从逐步升级向渐次缓解的关键拐点。我们认为， 2018年初至今，以下三条主线决定着中美贸易摩擦及谈判进程：

　　第一，攘外与安内。

　　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都有明确的国家利益和政经实际，贸易摩擦是大国博弈的具体体现，而各自内部的核心考量决定了贸易摩擦的底线。

　　第二，时间与空间。

　　在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美国力图用外贸政策高压尽快赢得时间上的主动，而中国则尽量在内外风险有共振隐患的情况下实现政策空间的腾挪。随着全球宏观环境的重大变化，当前双方在博弈策略上的非对称性明显减弱。

　　第三，政治与经济。

　　近三年来，特朗普的执政之路经历了从初期被建制派普遍反对到税改落地后迎来支持率提升，再到发动贸易摩擦重新陷入争议，以及当前面临弹劾风险。在大选年来临之际，为连任捞取筹码毫无疑问是其推动贸易摩擦缓和化的重要动因。

　　对中国而言，在大国博弈向金融、科技、治理领域扩散的背景下，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意味着双边分歧在经贸领域的降维处理，这一方面将边际上缓释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外部冲击，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获取长期制度收益。

　　底线之上让步，下调关税与扩大进口的“另类交换”不改国家利益考量。

　　2018年1月，特朗普签署税改法案之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即创下新高，我们在《攘外与安内：贸易战接棒税改？》一文中提出，贸易逆差激增、通过贸易壁垒扭转相对竞争力劣势、制造品相对需求萎缩将分别成为美国发起短、中、长期对华贸易摩擦的诱因。2018年3月23日，中美贸易摩擦即出现实质性升级，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广泛冲击。过去22个月，以“安内”为前提的“攘外”逻辑是贸易摩擦一波三折的重要原因。

　　2018年2、3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速环比折年率分别为4.2%和3.5%，实现了近年来的同期最佳表现，这也是特朗普不断加码、极限施压的底气所在。2019年，尽管对美国出口出现下滑，但中国对东盟、欧洲等经济体出口却明显上升，在总出口维持大致不变的情形下，截至11月底对欧出口比重（17.1%）超越美国（17.0%），与欧盟（15.4%）、东盟（14.0%）进出口总额累计值均大幅超过美国（11.9%）。此外，中国“稳增长”政策效果显现，服务业韧性对冲了制造业的下行压力，服务贸易逆差多年来首次缩小。依靠内生动能，中国在短期经受了贸易摩擦“压力测试”考验，为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讲，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都有明确的国家利益和政经实际，贸易摩擦是大国博弈的具体体现，而各自内部的核心考量决定了谈判底线。尽管第一阶段协议的细节仍未披露，但从美方宣布的条款看，量化指标中的美国对华约1100亿进口关税减半和中国对美400-450亿美元/年的农产品进口均可谓在互惠前提和非核心利益下的让步。

　　我们认为，双方基于内部关切的根本利益仍然是彼此的底线，尽管分歧和博弈将长期存在，但随着“和而不同”的相互理解加深，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全球经济的拖累有望缓解，金融市场的负面情绪也将得到边际改善。

　　时空之争转向，全球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削弱了双方博弈策略非对称性。

　　2018年以来，特朗普先后发起三轮贸易制裁，适用商品范围和税率不断升级。从基本面看，2018年美国正处在“经济+政策”搭配整体合意的舒适期，而中国经济稳中偏弱，且受制于美联储鹰派的加息节奏，货币政策主动调整空间有限。时、空约束不同，也决定了两国对待贸易摩擦的策略差异。

　　总体而言，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美国在意的是时间，想凭借强势的外贸政策高压赢得时间上的主动，而中国掣肘的是空间，力图在内、外压力并存的情形下充分利用时间实现经济从数量增长向结构优化的过渡。但2019年，保护主义的反噬开始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核心经济体全面降速，全球经济迎来2008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对于特朗普而言，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难以为继，也意味着主动发起贸易摩擦的窗口期正在流逝，在大选前锁定贸易谈判初步成果、降低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调整风险是其最优选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前期去杠杆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加了经济长期韧性，但也带来了内需下滑等短期阵痛。受贸易摩擦冲击，对于出口的负面预期进一步拉低经济复苏动能，还通过市场情绪等渠道影响投资和消费信心，使得去杠杆的冲击被放大。但2019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的全面转向带来了金融条件的整体宽松，中国经济内、外压力共振的风险相对缓释。尽管短期大幅宽货币仍受到结构性通胀的制约，但汇率弹性的增强、财政政策的发力、金融开放的超预期打开了政策空间，对经济形成了内在支撑，也令经贸谈判重回“双向平衡、平等互利”的轨道。

　　贸易摩擦降维，大国博弈的全面争端有望从“针锋相对”转向“务实解决”。

　　过去三年来，特朗普的执政之路经历了从初期被建制派普遍反对到税改落地后迎来支持率提升，再到发动贸易摩擦重新陷入争议，以及当前面临弹劾风险。在大选年来临之际，为连任捞取筹码毫无疑问是其推动贸易摩擦缓和化的重要动因。

　　从政治上讲，随着民主党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在当前两党政治理念极化的倾向下，政策立场冲突加剧也迫使特朗普亟需在贸易领域，特别是在农产品进口等问题上取得实绩，以便在选情中占据主动。对中国而言，尽管当前美国的国家决策某种程度上被特朗普不同寻常的个人论调和行为所代替，但尝试重塑全球化贸易规则，长期延缓新兴大国崛起以维持其引领世界的优势，已经成为守成大国政策菜单上的两党共识。

　　随着短期的摩擦点逐步被一些标志性事件推动清晰地变为长期博弈线，大国博弈向金融、科技、治理领域扩散的态势日趋明显。但与历史上的美苏、美日博弈不同，由于经济实力更为对等，中美之间“大而不能倒”的相互依存性更为显著，也令博弈形态趋于柔性化。本次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意味着双边分歧在经贸领域的降维处理，这一方面将边际上缓释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外部冲击，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获取长期制度收益。

　　展望未来，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是从根本上化解贸易摩擦、实现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

　　（作者：工银国际研究部 程实博士 王宇哲博士 钱智俊博士 高欣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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