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连平日前表示，从中长期看，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最终由其经济基本面决定。当前，人民币并不具备趋势性大幅贬值的基础。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平稳。尽管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但2015年仍有可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放眼全球，能达到这一发展速度的国家并不多。2015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增大，国际收支总体上保持平衡。

　　外汇储备急剧缩水等一系列问题，会带来股市和汇市非理性联动，形成“蝴蝶效应”，2016年开局以来的市场动态似乎已见端倪。这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甚至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201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较快，“8·11汇改”可视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一次校正，但这种校正不太可能常态化。未来市场供求关系将逐渐成为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汇率实现清洁浮动尚需一系列政策、机制和市场条件，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6年，不排除人民币出现阶段性适度贬值的可能。短期内我国经济仍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震荡，似乎表明我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在形成之中，双向波动的区间正在打开。美国利率将走进上行通道，推动资本回流美元资产，对人民币汇率带来向下压力。离、在岸市场上美元持续走强的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贬值推波助澜。但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和政策调节能力决定人民币贬值幅度会低于市场较为流行的预期。

　　人民币大幅贬值和股市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同时发生，是巧合还是有某种联系?对于这个问题，连平认为，就历史经验审视，鉴于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较为缓慢，汇率与股市涨跌之间相关性较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两者的相关性较高。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个别东亚、东南亚经济体的确出现过汇市、股市相互影响、双双暴跌的情况，其实质是资本外逃。

　　“十三五”期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有望基本完成。届时，人民币汇率与股市波动之间的联动将更为密切，同跌同涨格局可能会经常出现。应高度警惕股市、债市、汇市和期市等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与此相关的跨部门监管、建立风险防范预案等都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未来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可进行务实和理性调整。